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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求好運”是一個覆蓋歐亞中國、有兩千多年生活史的著名故事類型,是世界民間童話的經典之作。從本世紀初開始,不斷有國際學人對它的構成、傳播和演變之謎進行探討。本文對這一百年追蹤過程作了系統清理,揭示出它源於印度《佛本生故事》的古老原型及傳播世界的奧秘。

[關鍵詞]:求好運;佛本生故事;民間童話之謎

小引

在通行的國際民間故事分類體系“AT分類法”(阿爾奈、湯普森著《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有一個被列為461型的著名幻想故事,講述處於困境的主人公,出外尋求好運,在旅途中卻熱心幫助他人解脫危難,代人問事獲得他人酬報,從而自己也擺脫了厄運的故事。它在國際上以《格林童話》中的《有三根金頭髮的魔鬼》為代表。中國故事的篇名以《西天問佛》、《孤兒求福》、《求好運》最為流行。

口頭講述的民間故事往往具有縱貫古今而又傳播廣遠的特異之處,本類型更成為覆蓋歐亞中國的一個巨大故事圈。到20世紀60年代為止,記錄成文的各國異文已達500餘篇,它們分佈於歐亞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僅在芬蘭就採錄到異文176篇,在愛爾蘭採錄的異文多達202篇。[1]

AT分類法收錄的材料以歐洲為主,東方材料甚少。實際上461型故事在亞洲的印度、緬甸、日本、北韓、蒙古等國也十分流行,尤其是在中國“五四”以來興起的幾次民間文學活動熱潮中,從民眾口頭採錄到這一類型的故事,截至90年代末,已積累到210餘篇。其中1966年之前所得見於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一書的異文52例。[2]我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搜求到的異文累計達160餘篇。中國為編纂民間文學集成,於80年代中期開展民間文學普查,所得資料既鮮活又豐富,在各地區各民族的口頭敘事作品中,“求好運”幾乎都是人們喜愛的篇目。1994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捲》中,載有《旗里西天問活佛》,另有見於20多個縣市故事集成資料本中的異文達21篇。1998年問世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捲》,載有《範丹問佛》、《尋寶聘妻》,見於各地故事資料本的異文達28篇。故事集成湖北捲尚未正式出版,在20多個縣市的故事資料本中,已發現461型故事異文25篇,我自己直接聽人講述採錄的就有3篇,《曹三(朝山)問佛》、《端行好事不問前程》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篇目。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編纂,要求按普查情況在捲末列出本省常見故事類型分佈圖,在許多省市,“求好運”都是常見的十幾個類型之一,堪稱口頭文學中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

461型故事在世界上的廣泛傳播及其對地球村居民的巨大影響,激起了民俗學家和比較文學家的濃厚研究興趣。它在廣大時空背景下是怎樣構成和傳播的,它突破地理與文化的阻隔通向地球村廣大居民心頭的奧秘何在?從20世紀初直至近年,不斷有學人追蹤搜尋,試圖解開這一“民間童話之謎”。本文即對這一追蹤過程進行評述。

百年追蹤

1919年,德國學者蒂勒在《民俗學協會雜誌》中發表《關於命運之子的童話》[3],他指出,以格林童話文本為代表的461型故事,是由“命運之子”和“到異域去旅行”這兩個古老故事複合而成。“命運之子”講述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其未來社會地位和婚姻早已被命運之神作了安排,儘管後來有人(通常是國王和富人)竭力迫害這個孩子,終遭失敗。它的主題是人類意志無法抗拒命運的安排。它在文獻記載上有四組:印度語的,希臘——衣索比亞語的,西歐語的,土耳其語的。其中以印度語的文本最為古老,代表作就是西元三世紀時出現在漢譯佛經《六度集經》中的《童子本生》[4]。它是佛本生故事中的一篇,那個害不死的窮孩子原是佛祖的化身。至於“到異域去旅行”,則是另一個獨立故事,講述主人公去遠方尋找上帝或其他神奇力量以求福祉的冒險經歷。蒂勒未找出它的古代典型文本,推斷歐洲古代關於某些英雄人物出海遠航傳說可能是它的原型。

60年代問世的美國學者斯蒂·湯普森所撰《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一書中,在論及461型故事時,引述了蒂勒的論文並加以發揮,他認為,在歐洲,源於印度“命運之子”的《富人和他的女婿》與講述“去異域探索”的《有三根金頭髮的魔鬼》常常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故事里,那個青年被派遣到異域去探索是在富翁或者國王企圖暗害他的陰謀失敗之後。這個複合故事在整個歐洲乃至東方的中國都可以找到。這兩個故事原先本來毫不相干,它們的結合是在歐洲口頭上流傳時造成的。[5]

蒂勒和湯普森關於461型故事的複合形態,以及其中的“命運之子”母題源自印度的論述是令人信服的。但他們對本故事在亞洲的傳播情況知之甚少,因此關於這個類型是由一個印度故事和一個歐洲故事在歐洲口頭敘事文學中複合而成的說法論據不足。同時這兩位學者的註意力都著重在情節單元本身的流傳上,對故事構成演變的文化背景較為忽略。這些都給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餘地。

西方學者對中國民間故事的註意是從德國學者艾伯哈德開始的。他在一個中國學人曹松葉的協助下,編撰了第一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於1937年出版。以後又發表過許多研究中國民俗文化和民間故事的論文,1947年發表《近東和中國民間故事研究》[6]一文,專門論述中國461型故事的源流。他將本類型的土耳其故事和中國故事的母題及其組合情況進行比較之後,從它們的講述形式完全一致,認定這兩個地方的故事同出一源。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它們原產地在什麼地方以及怎樣流傳?他的結論是,中國故事的源頭在近東:“它的誕生地一定在近東,很可能在伊朗。由於在中國它只在沿海流傳,不可能經由土耳其斯坦傳入中國,一定是從海上傳入的,很可能在15世紀末到了中國”。艾伯哈德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東方學家,他在這篇論文中從解析故事母題及母題鏈入手進行比較,尋求它們內在關聯的方法是對我們有啟發的。但他當時所見到的同型中國故事只有從浙江、廣東兩地採錄到的少數篇目,由此他便認為本故事只流傳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誤認為它們“沒有嵌入中國民間故事的主體”,而是純粹的“進口貨”,從而導出了一系列的錯誤論斷。由此可見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應以占有較為充分的材料為前提,如材料不足,在作品傳播影響的鏈條上出現缺環,就無法作出科學論斷。

亞洲的中國和日本學人對461型故事的註意是從本世紀30年代開始的,中國著名學者鐘敬文於1931年發表的《中國民譚型式》中,包括45個常見故事類型,其中就有“求活佛型”。[7]

日本著名民間文藝學家關敬吾於1982年出版的《運命譚——它的系統和分佈》[8]一書,專門搜求世界各國講述人生命運的故事進行比較評述,共含6個系列,即命運之子、求好運的旅行、命中註定的死亡、死亡婚禮、夫妻緣份、天婚。在“求好運的旅行”這個系列中,他將日本、北韓、中國、越南、印度、土耳其的同型故事作了比較。尋求好運的少年主人公,都得到山中老人的指點;他幫助他人所問的幾件事,雖然具體內容因地而異,綜合起來都是有關生命、疾病、婚姻、職業方面困擾人類的幾大難題,這也就是故事的主題。《運命譚》的內容著重於對各國同型故事內容進行描述和歸納,它將“求好運”置於探尋人類命運奧秘的故事群中來考察,可給予研究者以有益啟示。但作者對本故事的流傳演變未作論析,只提到日本故事是歐洲格林童話的口頭化呢,還是另有其流傳路線?留待學人去探究。

任教於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的金榮華教授,多年從事中國民間故事的研究,卓有建樹。1996年發表的《從印度佛經到中國民間——<賢愚經·檀膩䩭品>故事試探》[9]一文,雖不是專論461型故事,但告訴我們,在關於古印度端正王智判連環案的佛經故事里,就出現了主人公代人問事獲得好報的情節,同中國後世民間口頭流傳的“西天問佛”的故事有著內在關聯。給我們探尋461型故事的來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我對461型故事的研究是從1979年發表《一組民間童話的比較研究》開始的,後來又發表過《民間童話之謎》、《一個故事的追蹤研究》、《心有靈犀一點通》[10],直到1999年在《中國民間故事史》[11]中給予評述,先後經歷了20年。最初所看到的同類型故事只有10來篇,後來搜尋到的中外異文達到700餘篇,其中中國異文就有210篇之多。開始對海外研究狀況毫無所知,後來得到著名美籍華人學者丁乃通先生的導引,才得知從20世紀初開始,它就是吸引國際學人的一個研究課題。原以為它見於文獻記載只有一百多年曆史,現在才知道早在西元前三世紀成書的巴利文《佛本生經》中就載有本故事的原初形態,實際上它已有了兩千多年的生活史。西方學者的探索是於我們有啟發的,但當時中國的故事材料尚未大量發掘,限制了學人的視野,所得出的結論便難以避免主觀臆斷。現在我們不僅有可能對中國461型故事的特點與價值作出恰當評估,而且能夠對前人關於這個世界故事類型生活史的論斷有所補充和修正了。

源流探尋

461型故事的複合文本,以《格林童話》中的《有三根金頭髮的魔鬼》為代表,它在歐洲德國、俄羅斯、烏克蘭、芬蘭、瑞典等許多地方都以十分完整的形態傳播。它的前半截出自漢譯佛經《六度集經》中的《童子本生》[12],故事講從前菩薩生於貧家,恰巧那一天是該國的吉祥日,這一天出生的孩子命中註定會得到富貴,於是被一富而無嗣的“四姓”家所收養。富人後來自己生了孩子,便心生惡念,接二連三設計要害死孩子,卻總是事與願違。扔在深山老林中,被牧羊人收養;派這孩子送信給冶煉工匠讓他們把孩子推進煉鐵爐燒死,富人自己的孩子偏偏搶去送信作了替死鬼;接著又要這窮孩子給一位官員送信要這官員把孩子處死,可是這信被鐘情於窮孩子的少女發現,改成請這官員給主人公辦婚事。富人計窮力竭,最後氣惱而死。作為一個獨立故事,它被列為AT930型。它既可以單獨存在,也可以同“到異域去旅行”結合。蒂勒指出它是後世同型故事的源頭,這一論斷是令人信服的。其中的“遺棄的嬰兒”、“死亡信件”等母題在口頭敘事中一直存活至今,但他認為461型故事的另一半原是一則歐洲故事,它是在《童子本生》由印度進入歐洲後,兩者才合二而一,這一說法缺乏有力依據。從今天發現的材料來看,461型的核心情節——出門問事,既為自己也為他人尋求好運,同樣也存在於早期的佛本生故事之中。《賢愚經》中的《檀膩䩭品》[13]就是一則佛本生故事,那時菩薩化身為古印度的端正王,賢明治國。有一位名叫檀膩䩭的農民,一天向人借牛,還牛時粗心大意,使牛走失,同牛主發生爭執,便一同去請端正王進行判決,隨後主人公又陰差陽錯,發生了幾起傷害他人事件,形成連環案。在旅途中先後有三人(或動物)托他問事,一隻雉鳥托他問:為什麼自己停留在這一棵樹上才鳴聲哀好,而停留在其他樹上卻鳴聲不快?一條大蛇問:為什麼自己每天早上剛爬出洞時身體柔軟一點也不難受,晚上進洞時卻變得身軀粗大,怎麼也鑽不進去?還有一位婦人托他問:為什麼自己在丈夫身邊總想回娘家,回到娘家住幾天后又思念丈夫?主人公好不容易見到端正王后,這位國王明智地剖析事理,使發生糾葛的雙方取得和解。又解答了檀膩䩭受托所問的三件事,雉鳥在那棵樹上鳴聲哀好,是因為樹下埋有黃金;大蛇出洞易而進洞難,是由於早上心情柔和而歸來時心生煩惱;那婦人住在夫家和娘家不自在,是由於丟不下過去的情人。主人公在歸途中將答案告知當事人,掘取樹下黃金,於是成了“盡世快樂”的富人。這部《賢愚經》是唐代僧人曇學等八人在新疆於闐佛寺中聽西域高僧講經說法時所作的一部筆記。所述端正王判案原是古印度民間故事,最先與佛祖毫無關係,將端正王附會成佛祖化身,顯然是後來的事。《賢愚經》中的故事在中國僧俗中間流傳已有一千多年曆史,後世中國和他國盛傳的“求好運”故事(不論其單純與複合形態),均有主人公代人探問三件事,三件事涉及到既困擾人類也困擾動植物的一些難題,代人問事正好成為他自己命運轉變的契機。這種觸動大眾心弦的情節設計,從它的思想內涵到外部結構形式乃至若干細節,同佛經故事如此契合一致,顯然有其內在關聯而非偶然巧合。斷定佛經中的印度故事為其源頭,是有充分道理的。

這種代人問事獲好報的情節結構,在直接從巴利文本生經譯成中文的一部《佛本生故事選》中也可以找到。《迦默尼詹特本生》一篇所講,就是古印度波羅奈國由“菩薩灌頂為王”的鏡面王巧斷連環案的故事,基本故事同《賢愚經》所載相同,只是熱心快腸的主人公不是一位普通農民,而是曾經作過國王侍從後回鄉務農的迎默尼詹特,他給人捎帶的口信不是3個,而是10個,即村長問為什麼自己得了黃疽病,妓女問為什麼客人少掙錢難,少婦問為什麼她住在夫家和娘家都不自在,大蛇問為什麼它進洞容易出洞難,野鹿問為什麼它只能吃一棵樹下的草,鷓鴣問為什麼自己只有獃在一個地方鳴聲才悅聲動聽,樹神問為什麼它現在得不到人們的供養,蛇王問為什麼它所在的池子里的水混濁不堪,苦行僧問為什麼他的腦子混沌記不住讀過的經文。鏡面王一一給予圓滿解答,主人公捎回答案時挖出埋在樹下和蛇洞里的寶物,他因樂於助人而獲得善終[14]。從這裡可以看出,載有主人公代人問事獲好報的古印度故事原有大同小異的幾種說法,這反映出它流行廣泛的特點。所問的事都與眾生命運有關,其內容與數量可以因地制宜隨意變更,這一構思特點在後世的口頭敘事中均保留了下來。

這樣看,複合形態的“求好運”故事,它的前後兩部分其實都來自古印度的佛本生經之中。蒂勒當時由於沒有看到佛經中的相關材料,認為它一半是印度故事,一半是歐洲故事,在歐洲口頭敘事中複合而成的說法便有必要加以修正了。

儘管類似格林童話文本的461型複合體,其完整的印度文本,尚不見有學人提及;人們現在所見的印度同型故事,大多開門見山從主人公出門問事求好運講起[15]。可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許多地方(特別是佛教流行地區),都有來自口頭的完整文本發表,如緬甸的《國王與窮人》[16],雲南藏族的《男孩和國王》[17],雲南彞族的《淌來兒》[18],雲南傈僳族的《尋找太陽頭髮的小孩》[19],以及蒙古的《惡魔的三根鬍鬚》[20]等等。由於《格林童話》人們較為熟悉,粗看起來似乎是歐洲故事傳到了中國及其鄰近地區。我曾詢問雲南地區一些故事的採錄者、口述者有無受《格林童話》影響的可能性,他們從口述者的情況認定,本篇確屬當地傳承久遠的口頭文學。這一客觀事實表明,由佛本生故事化出的此類故事在中國和亞洲有深厚根基,它由東方傳入歐洲而後傳遍世界的推論更為可信。其傳播路線很難具體追尋。曾以畢生精力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總論》中提到:“有些對民間傳說的結構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曾爭論過蒙古人的西征是否對東方文化傳入歐洲起過重要作用的問題。這個領域在引導人們思考問題,進行比較研究方面是一片肥沃的土壤。”[21]我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中,曾將蒙古人西征和這個具有濃厚佛教文化色彩的故事向歐洲傳播聯繫起來,這十多年追蹤所發現的材料,更增強了我對這種可能性的信心。

多元播化

一個具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印度民間故事,竟然在近現代傳遍世界,特別是在中國,至今仍以其鮮活形態為各族民眾所津津樂道。這一口頭文學的奇跡,隱含著怎樣的文化奧秘呢?這種奧秘遠非過去關於故事的“流傳論”所能解釋清楚。它是一個複雜過程,筆者暫且將它稱為“多元播化”。具體說來,有如下特征。

1.在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相互滲透中生根開花。

任何故事自身都不具備流動能力,它是適應一定社會文化的需求而構成演變的。“求好運”在古印度原是一則世俗故事,後來被佛教徒改編成為一則佛本生故事進入佛教典籍,隨著佛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而在東西方許多國家流行開來。中國現代採錄的眾多文本,一般人都把它視為一則世俗故事,它的主人公出身窮苦,有的綽號就叫“窮八代”,“窮十代”,窮得不耐煩了,便決心出門去尋求好運。他在旅途中遭遇的那些人,有的托他代問十八歲的大姑娘為什麼成了啞巴,有的托他代問為什麼河水斷流,有的托他代問為什麼果樹只開花不結果,等等,也都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備受困擾的一些難題,這就使它具有貼近下層民眾現實生活的特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宗教故事,這不僅表現在它所宣揚的與人為善自有好報這一思想本為宗教提倡的美德,還表現為它以人生命運的思考與探求作為核心母題。其最古老的文本以受命運之神護佑的窮孩子作為主人公,邪惡勢力妄圖改變他命中註定的好運均遭失敗;這裡固然寄托著人們對不幸者的同情,而對命運之神的順從卻來自宗教信仰。中國現今廣泛流傳的“求好運”故事,就主人公不願窮到底,不相信“命中註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而出門尋求福祉來看,表現出對命運積極抗爭的精神;可是問活佛、問神仙,以及大蛇托問為什麼修煉千年還不能成龍飛天,修行人托問為什麼不能得道成仙等,又烙印著鮮明的宗教色彩。本篇體裁雖屬幻想性的童話故事,它所敘說的主人公祈神問命的情景,又是對人們朝山進香、抽簽問卦的現實宗教生活的藝術化,這從《曹三(朝山)問佛》、《放牛娃朝南海》等篇的篇名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故事大多與佛教、道教信仰有關;歐洲故事中由上帝、神父充當其中的相應角色,與流行的基督教信仰相結合。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口頭文學,本來就同他們的宗教生活息息相關,該篇能夠在廣大時空背景上流傳不衰,同它以命運探求為核心母題,貼近大眾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積澱著深厚文化內涵是分不開的。

值得特別提起的是,本篇故事在歷史演變中,呈現出世俗性不斷增強而宗教性則日漸淡化的特點。這主要表現為主人公對自己命運積極主動的追求把握上。中國461型故事有一個特殊亞型,以河南的《白老鼠偷米》[22]等篇為代表,主人公窮得家裡存不滿一升米,偷米的白老鼠告訴他:“你命中註定八合米,不能讓你積滿升。”他偏要改變這種命中註定的窮困境遇,於是出門尋求好運,由於熱心幫助他人而獲得福祉。儘管故事的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宗教宿命論的色彩卻日漸消褪,從而更貼近現代生活的主流了。

2.借助口頭與書面兩種文本的交錯並舉深入人心豐富提升。

民間故事雖以口頭講述作為傳播的主渠道,就中國情況而言,許多著名的故事、傳說又並非單純的口頭文字,而是借助口頭與書面兩種方式交錯並舉,從而在廣大時空背景上不脛而走,產生深遠影響。“求好運”故事的原型最先是以漢譯佛經的書面文本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它在中國受到人們,同唐代高僧玄類西行取經的事跡廣傳於世有關。唐以後,“唐僧取經故事廣泛流傳民間,群眾口口相傳,說書藝人日日演說”,情節不斷發展,宋代出現刊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代又有《唐三藏取經記》刊行,《唐三藏取經記》成為明代吳承恩創作長篇小說《西游記》的藍本。[23]而在《西游記》中,就有了主人公問佛祖、求好運的片斷,小說第49回中,那隻白黿將唐僧師徒馱過通天河之後,曾托付他們:“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輕,會說人語,只是難脫本殼。萬望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這可以看作是中國461型故事的最早文字記述。艾伯哈德在他的論文中,也肯定了《西游記》同“求好運”故事之間的聯繫,唐僧西行取經求法的真實事跡中,顯然不可能有代他人向佛祖問事之事發生,它只能是小說作者從口述故事中信手拈來的一個情節單元。而這部小說的流行,又極大地刺激了西天問佛求好運這類故事的普遍流行,從《西天求佛》、《王柴取經》這類故事篇名就可以明顯地看到《西游記》的巨大影響。

特別值得我們註意的是,中國的“求好運”故事,曾被改編成為藝人說唱的寶捲,以多種手抄或刊印的文本流傳於世,其篇名有《時運寶捲》、《西天參佛寶捲》、《活佛寶捲》、《方便美報》等。內容以代人問事獲好報為核心情節,再添枝加葉,渲染主人公雖廣行善事卻備嘗苦難,於是求佛問貧以求時來運轉。車錫倫所撰《中國寶捲總目》中,列出的這一寶捲抄本就有25種,抄錄的年代從清同治4年(1865)、光緒12年(1886)直到宣統2年(1910)、民國21年(1932)。[24]我收藏的《方便美報》為上海翼化堂善書局的木版刻印本。中國寶捲淵源於唐代佛教的“俗講”,興起於元明之際,盛行於明代中葉直到清康熙年間。演唱寶捲原是面向世俗大眾的宗教文化活動,後來寶捲內容擴展為以說唱文學故事(神道故事、民間傳說等等)為主,遍及城鄉的一種說唱文藝形式。“求好運”故事經改編進入寶捲,故事情節變得更為豐富曲折,人物性格也塑造得更為鮮明突出,從而更增強了它的社會影響。寶捲經口頭文學家輾轉述說,又生出許多新的異文。中國一些著名的故事傳說,如《孟姜女》、《白蛇傳》、《董永行孝》、《雲中落繡鞋》等,都不是以單一的口頭講說,而是以說唱、傳抄、刻印的多種方式相輔相成,深入人心,並經集體智慧錘煉而日臻精美的。“求好運”故事是又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實例。

3.在世界性與民族性的交融中實現其傳承演變。

461型原是一個印度故事,後廣泛傳播,演化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故事類型。它的眾多異文具有“大同小異”的特征,故事的主幹情節和主旨在世界範圍內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這是“大同”的一面。它是人類以自己的積極主動性尋求福祉的共同心靈和美好意願的折射,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

此型故事的各國異文在枝葉上又千姿百態,呈現出民族與地域的差異性。古印度故事以佛祖為主人公,由婆羅門預言他的未來命運;歐洲故事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由神父或天使預卜主人公的前程;中國的“西天問佛”,則和唐僧西行取經的美談扭結在一起。至於所提問題,中國故事中的鯉魚或龍,托問為什麼修煉千年不能升天;俄國故事中海邊的鯨魚,托問為什麼它躺在海邊動彈不得;缺水地區流行的故事,托問怎樣找到水源解除乾旱的威脅;麻瘋病流行地區的人們,則委托主人公幫他們尋求治病的秘方。這些屬於“小異”。它們是不同國家民族的自然與人文特點因地制宜的反映,由此貼近民眾生活,帶給接受者以無比親切的感受。

它的民族異文還表現為將代人問事獲好報這一基本情節同相關本土故事的串連複合上。在中國這種情況尤為突出。如《娶親三件禮》[25]就將“問事”同“尋寶”相串接,主人公出門是為了尋求用作聘禮的三件寶物,旅途中代人問事,獲得的酬報正好是女方索要的那幾樣寶物。另有《青蛙討媳婦》[26]和《旗里西天拜活佛》[27],將西天問佛祖的情節楔入神蛙丈夫和惡毒繼母故事之中。《單行拜仙》[28]中特意設置“問三不問四”的規矩,強調主人公“先人後己”,“但行好事,不問前程”的崇高品格。還有《石崇求福》[29]和《範丹問佛》[30],將中國民間傳說中最富有的石崇和最窮困的範丹這兩個古人附會成為故事的主人公。所有這些,都是461型和中國曆史文化與口頭文學傳統相結合而綻開的新花,顯現出為中國各族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豐富意趣。

故事中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得以融合,同民間故事在傳承中既相對穩定又具有一定程度的變異性有關。故事學家發現,民間口頭故事在廣大時空背景上的流動遵循著一種“自我修正法則”[31],所謂自我修正就是有所變有所不變,在變異時保留著它的核心母題和基本框架,“萬變不離其宗”。“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繽紛。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轍,千篇一律。”[32]這種兩重性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同而小異”。正是故事的這種特殊結構形態,使它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得以相容不悖。民間文學中也有對民族生活的附著力極強而難以廣泛傳播的體裁,如民歌。許多優秀的民間童話則以其開放性與包容性,構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的藝術財富。

“求好運”這個故事的巨大影響激起我們的深思遐想。“同舟共濟,你好我好”,歸根結底是這種潛在於人類心靈深處的美德與良知促成了它的世界性傳播與生生不息。在地球村居民邁向又一個千年之際,願這一閃光思想能夠匯成世界經濟文化生活的主流!

(參考文獻及註釋請參見原文)

    文章來源:《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2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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