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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社會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良知,不僅在於作為後人的我們不應該忘恩負義,更在於記憶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為鑒的先決條件。

就中國社會而言,貫通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並由此重建社會記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任務之一。

我們需要將中國社會獨特的文明歷史和文明的轉型與普通人民的生活經歷和常識常理建立起聯繫。

  社會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良知

中央電視臺“社會與法”欄目曾播出這樣一個節目:河北保定農民李紅旗十年前從古董市場高價“淘”到五張抗美援朝烈士證書,這個愛好收藏且原本以賺錢為目的的普通農民開始了貼錢尋找烈士家屬的過程。十年間,李紅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關部門與媒體的幫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為送這些英雄魂歸故里與其家庭團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證書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親人五十多年來身處何方、魂歸何鄉——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當他們手捧烈士證書老淚縱橫甚至嚎啕失聲的時候,我們能夠體會到李紅旗的確很像上蒼派來的使者。

媒體的有關報道當然是高度贊揚這位“送烈士回家”的普通農民堪稱英雄的舉動,而除了欽佩贊賞之外,一些問題一直在筆者心中迴旋,揮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將胸膛撞擊得生疼。這些問題就是:烈士證書為什麼沒有送達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難也應該在相應部門存檔,但卻為什麼流入舊貨市場?誰有權力這樣處理這些寶貴資料,把它們當做廢品賣掉?這些犧牲於戰場的英雄對於國家來說可能只是千千萬萬英烈中的一員,而對於他們的家庭來說卻是唯一、是一切,他們難道僅僅具有工具性的意義?普通人的歷史命運難道就這樣在歷史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應該由政府來完成的工作為什麼卻由一個普通農民千辛萬苦地來承擔?……媒體除了表揚這類“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該問幾個為什麼?

長久以來,也許久到有史以來,民眾的歷史一直都無足輕重,如同水滴隨意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翻不起一點漣漪,留不下任何痕跡。類似於上述“尋親”的事件還有許許多多,難道我們真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忘記過去,忘記前輩,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對一個族群而言,都是一種災難,對一種文化來說也將是毀滅性的。從塗爾乾學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裡我們可以獲知記憶的社會本質:集體記憶是由社會框構的,存在著一個記憶的社會框架,具體而言,“進行記憶的是個體,而不是群體或機構,但是,這些植根在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也是利用這個情境去記憶或再現過去的”,“過去是由社會機制存儲和解釋的”。例如,在塗爾乾著力討論的“集體歡騰”如慶典、儀式、重大活動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間的空白正是由集體記憶填充和維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繼承並且推進了塗爾乾富於洞見的思想。

說社會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良知,不僅在於作為後人的我們不應該忘恩負義,更在於記憶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為鑒的先決條件。因為正如哈布瓦赫所言,“人們生活在社會之中,使用著他們可以信手拈來的詞語,這是集體思想的先決條件。但是,每一個(被理解的)詞語,均伴之以回憶,不存在沒有詞語對應的回憶”。如果說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材料,記憶則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沒有了社會記憶,思想的河流就會趨於乾涸;當然更不會有反思、有質疑、有批判,因為沒有記憶就不會有基於歷史的比較和分析。而缺少思想、理性和良知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前途呢?

社會記憶是由權力控制的

哈布瓦赫說:“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這種種歷史的“重新建構”依靠社會記憶,而記憶卻是權力和治理的產物,也就是說,決定什麼被記住和什麼被忘卻的是權力。權力之所以能夠控制社會記憶,原因在於哈布瓦赫所論述的:“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於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

  

對歷史記錄的篡改和消除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較和判斷的標準,因為過去是存在於個人的記憶和歷史的記錄之中的,透過焚毀和篡改歷史的記錄,透過抑制和消除個人的記憶,思想與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斷了,思想之流趨於枯竭或者只能沿著統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控制過去就意味著控制現在和未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了過去”。

  

我們的社會也在不同程度上經歷了歷史被改寫、記憶被消磨的過程,其結果就是不該忘記的忘記了,應該記住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許多對整個社會極其重要的事件、人物、數字、經歷都遭遇遺忘,要麼是擱置不論,要麼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然而成千上萬人的經歷和命運,無論功過成敗都是民族的文化積累和精神財富。

  

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面對以往的事件和經歷,設置討論和研究的禁區也是控制記憶的權力技術。追尋歷史的真相,探究過程與邏輯並從中發現社會結構性特點和規律,是社會科學的學術使命與社會擔當,如若學術研究不能承擔這樣的任務,反而成為製造迷霧、扭曲歷史的權力工具,那麼社會失憶與社會失語就是必然的結果。

個體記憶的寶貴和意義

哈布瓦赫說:“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但“只是說明個體總是使用社會框架來記憶並不充分…… 個體透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群體的記憶是透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

人們的生活經歷和對這些經歷的記憶當然是個人性的,是許多個體或者由個體組成的群體(如哈布瓦赫所概括的家庭、宗教群體、社會階級等)的生活故事。正是由於個人的經歷包括苦難往往是社會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產物,或者簡單地說如布迪厄所強調的“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個體記憶具有了超越個體的意義。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的關係確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歷史過程之間的有機聯繫,也表明必須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視角理解記憶的社會屬性。

人們對往事的記憶尤其是對下層普通人的記憶常常是被淹沒、被遮蔽的,這些記憶內容被視作無足輕重,甚至這些當事人自身也時常認為都是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因而回憶往事毫無意義。這類貶損記憶和自我貶低的原因就在於記憶和歷史中的權力關係——歷史從來就是統治者的歷史、精英的歷史、正式的歷史和文字的歷史,而“底層不能發出聲音”,且底層也沒有記憶。其實普通人並非記性差、忘性大,我們在多年的農村口述歷史研究中發現,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村婦,對所親歷的事情都有著清楚的記憶並可以鮮活地講述。需要我們充分意識到的是,記憶被權力控制,記憶也被權力規訓。保羅·康納頓在《社會如何記憶》中著重探討“群體的記憶如何傳播和保持”的問題,他論證的是“有關過去的意象和有關過去的記憶知識,是透過(或多或少是儀式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記憶是“社會結構的慣性”造成的,由此,個體層面的“個人記憶”、“認知記憶”和“習慣行為模式”經由“紀念儀式”、“身體實踐”及其中象徵的操演而形塑個體記憶,而操演之手當然無疑是權力。正緣於此,未被完全馴服的個體記憶才尤為珍貴和值得重視。

就中國社會而言,貫通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並由此重建社會記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任務之一。我們需要將中國社會獨特的文明歷史和文明的轉型與普通人民的生活經歷和常識常理建立起聯繫。換言之,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記憶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其根本的理解在於,人作為目的不可以隨意泯滅於無形,人的歷史不可以輕易忘卻,這是“以人為本”的應有之義。回到開篇時的個案,可以說,每個人的經歷都是歷史!每個人的苦難都有歷史的重量!每個人的記憶都彌足珍貴!每個人的歷史都不應遺忘!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8-20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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