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範範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提及近期的網路綜藝《中國有嘻哈》,大眾對這個節目的初印象大概只有吳亦凡那句魔性的「有freestyle嗎」。

但如果真正看上兩期節目的,不難發現,讓「流量偶像」吳亦凡當評委雖然是這檔節目備受矚目的營銷熱點,卻遠遠不是這檔節目的最大賣點。《中國有嘻哈》最有價值的地方,其實在於這檔節目第一次讓在中國悄然發展多年的「嘻哈」地下文化大規模浮出「地平線」,正式進入了大眾的視線。

《中國有嘻哈》本質是一個選秀節目,但卻與市面上所有選秀節目都不同:雖然這檔節目名義上是一場「優勝劣汰」的競技,但由於來參加《中國有嘻哈》的「選手」大多都彼此認識,甚至早已交手過多回,看起來就更像一場盛大的派對,順帶著才是讓各方「江湖人士」有個舞臺「比武論劍」。

這些「江湖人士」稱他們自己為「underground rapper」(地下說唱歌手),在昏暗酒吧里的地下舞臺上,或是網路原創歌手的直播平臺中,他們早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江湖」。

他們有獨樹一幟的著裝文化(常見的元素有墨鏡,金鏈,棒球帽等),滿口的行話黑話(中文夾英文,比如火遍全網的「有freestyle嗎」就可算是他們語言文化的典型),連與彼此打招呼時,他們都有獨特的手勢。

對「嘻哈文化」瞭解得多的人能看明白,他們的墨鏡,五顏六色的小辮髮型,以及扣手碰肩膀的動作,其實都是從「嘻哈」的起源,美國黑人文化中全套移植而來;而在對「嘻哈」知之甚少的普通吃瓜群眾眼中,這些「嘻哈音樂」的忠實信徒,也許跟熱衷cosplay文化的coser們,或是葬愛家族的「殺馬特」們區別並不大——他們一樣都是在踐行著某種叛離主流的亞文化。

當然,雖然這些早已自成一圈的地下說唱歌手們使《中國有嘻哈》自帶了一種派對狂歡的氣質,就算真刀真槍的比賽起來,也多有「英雄惜英雄」的場景,但這個節目也並不是毫無劍拔弩張。只是與其他選秀比賽不同,《中國有嘻哈》中的火藥味並不單純是個人為著個人的命運去爭得頭破血流。更多的,這些地下說唱歌手是想要為他們所信仰的「地下嘻哈文化」正名。

也就是說,《中國有嘻哈》與其說是一檔個人競技選秀,倒不如說是整個地下嘻哈亞文化圈的發聲與生存掙扎。

比如,在第二期節目中,就有地下說唱歌手對臺上正作秀的偶像「練習生」們發出巨大的噓聲,甚至在臺下當面出言嘲諷,更有人放出狠話要將他們全都淘汰回家。

誠然,節目中出現如此明顯的「對抗」,肯定少不了後期製作中為了增加話題度而刻意渲染的節目效果。但「地下嘻哈文化」對「偶像文化」的對立敵視仍然不可否認。

從這些地下說唱歌手的言辭中,他們已經直白地表達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公和危機感:他們認為自己正堅守著的「地下嘻哈文化」正在被時下正如日中天,無孔不入的「偶像文化」侵蝕,取代甚至是污名化。

在影視行業,對所謂「流量」偶像明星不夠敬業,業務能力不過硬的批評,早就不絕於耳。但大眾對中國的「地下嘻哈文化」向來就知之甚少,自然很難「偶像文化」對其的衝擊。

更重要的是,「地下嘻哈文化」與「偶像文化」的精神內核可以說是真正的水火不容。對於「嘻哈文化」來說,「keep real」(「保持真實」)是一切的靈魂,一旦喪失了「真實性」,則一切都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因此,即使中國的「地下嘻哈文化」在種種形式樣貌上都追隨著美國黑人文化的潮流,但卻在內容意涵上竭盡全力的進行了本土化。

《8英里》(2002)

這種「本土化」,甚至不像「中國有嘻哈」這個振奮人心的口號所體現出的那樣,是簡單的「中國化」。「地下嘻哈文化」在中國追求的,是真正的「地方化」。

在成都,重慶,西安,南京等地,都有「地下嘻哈文化」的「基地」,各地方言也被引以為傲,成為他們創作的珍貴素材——這個嘻哈音樂的「江湖」,也如同武俠的江湖一般,以地域分了各大「門派」,彼此敬重,亦互有競爭。

也就是說,中國的「地下嘻哈文化」並非依附著某些抽象的中國文化圖騰,來實現了從歐美到中國的文化遷徙。「嘻哈文化」是散播到了各地方真實具體的文化土壤中,才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而與「地下嘻哈文化」的這種「本土化」,「地方化」完全對立的,正是「偶像文化」的「國際化」與「同質化」。出現在《中國有嘻哈》舞臺上的幾個偶像練習生,除了講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與他們的日韓歐美「同行」都實無兩異。

他們大都妝容精緻,膚白腿長,舉手投足間都專註著向觀眾釋放魅力。但當站在地下說唱歌手旁邊,與他們或是梳一頭生動小辮兒,或是旁若無人地戴著兒童款彩色塑料墨鏡相比,這些「偶像」著實顯得像「人偶」,精緻,卻極為不真實。

這種偶像的「不真實」,正是嘻哈文化所不能容忍的。當各大選秀節目仍執著地向觀眾兜售經歷悲慘,夢想可貴的煽情故事,來參加《中國有嘻哈》的地下說唱歌手卻對這一選秀的「慣例」毫不配合:他們自創歌曲的歌詞中,常常滿是對自己才華橫溢天下第一的自信。他們愛講自己如何有錢有車有正妹,如何靠實力行走「江湖」天王老子都不怕,卻恰恰不樂意講這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傷。

「偶像」練習生們當然也知道上臺玩兒嘻哈,需要自信和霸氣。但架子可以學得像模像樣,內里卻總是失了底氣。在節目中,也正是他們的出現,才讓《中國有嘻哈》像個「煽情」的選秀節目:因為他們無一例外,都愛向觀眾傾訴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如何在宿舍里嘔心瀝血寫了幾千首歌卻不被認可,如何因為自己「偶像」的身份而在人們的有色眼鏡下吃苦受罪。

有著如此巨大的文化與價值觀差異,節目中地下說唱歌手和偶像練習生互有敵意並不難理解。然而,《中國有嘻哈》所渲染的這種「地下嘻哈文化」與「偶像文化」的對立也同樣有過於武斷絕對,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嘻哈文化,偶像文化,或者說任何一種文化,要想不逐日消亡,都不可能完全封閉,一成不變。「嘻哈」既然要追求「真實」,追求「個性」,那就更不可能徹底拒絕「改變」——否則其堅守著的,也只不過是對一種「純粹的嘻哈文化」極端保守的幻想。

在韓國,偶像出身的人可能成長為優秀的嘻哈歌手,地下說唱歌手出身的人也可能去當了偶像,而正是這樣的「雜糅」與「不純粹」,一種文化才能真正存活,真正發展。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中國有嘻哈》中,追求著「真實」與「個性」的地下說唱歌手個個以「邊緣亞文化」叛逆「主流文化」之姿,鄙夷著「偶像文化」,但其實他們也在向「主流」妥協——他們也無一不渴望著被「主流」認可。

為了能將自己的音樂做大,做得更加商業化,這些來自各個地方勢力的地下說唱歌手仍然需要離開自己地處「邊緣」的大本營,前往文化「中心」北京,只爭取著一個浮出地面,讓大眾認識的機會。

可以說,在本質上,《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與他們的許多追求就有無數矛盾。 「嘻哈文化」鼓勵人做最真實的自己,不要顧及旁人的眼光,但在節目中,這些嘻哈音樂人卻必須接受四位評委眼光的審視,由他們的主觀審美來判定自己的「價值」。

他們敢對其他「偶像練習生」選手的作秀報以噓聲,但面對著評委製作人吳亦凡,卻幾乎沒人敢出言不遜,甚至不免會期待著這個他們瞧不起的「偶像」能伸手拉他們一把。

實際上,在這場有「劇本」,有「剪輯」,故事發展全憑節目組操控的真人秀里,這些地下說唱歌手也都只能是演員。而他們的作秀任務,就是演出「真實」與「個性」來作為節目的營銷賣點。

節目中就有一位地下說唱歌手,為了幫自己被遺憾淘汰的好兄弟鳴不平,在舞臺上憤怒地扔掉了晉級金項鏈。但這叛逆與違抗的個性也僅僅是他演出的一部分,作秀一結束他依然將金項鏈撿起來,向評委們給他晉級的機會而連連道謝。

在這樣的複雜語境中,自然需要問一個問題:嘻哈文化中的「真實」到底是指什麼?

節目中清新靚麗的「練習生」小姑娘黃薏帆唱了一首名為「gangsta」(黑幫)的說唱歌曲。實際上,「gangsta rap」(匪幫說唱)是嘻哈音樂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分支,比如同在《中國有嘻哈》中參賽的gai,就曾用重慶話創作過中國「匪幫說唱」的代表作之一。

gai

gai在採訪中說,他年少時確實當過小混混,歌詞中的靈感許多都源於他曾經的真實經歷。因此,當gai唱「老子社會上的」,當然是要比「偶像」黃薏帆細聲細氣地唱著「看我把妹」,「我才是大佬」要「真實」得太多。

但這種「真實」其實仍然只是一種裝點藝術的「真實」:無論如何,gai現在真正的身份是一名歌手,他創作的「匪幫」歌曲,縱使再充滿暴力,叛逆不羈,蔑視權威,到最後仍然是經誇張化後用以作秀的藝術作品,而必然不可能完全忠實於所謂「真實」的混混生活。

因此,如此關於「真實」的藝術性讓步,並不是在背叛「嘻哈文化」,而恰恰是「嘻哈文化」這一矛盾複雜的存在所必須的。而「嘻哈文化」的作秀雖然只是作秀,不可能完全還原「真實」,卻仍有希望保有「真實」的力量。

某種程度上,「偶像文化」的盛行,映射的正是這個超現實社會的幻影重重,「真實」難尋。這讓我們不得不悲觀地認識到,社會的後現代進程已然不可逆,我們已經註定要生活在這個「楚門的世界」。

而「嘻哈文化」高調地拋給我們的,卻是一個關於「真實」的理想。這個「keep real」的理想充滿悖論,難以實現,但卻仍讓我們禁不住要去著迷與信仰:只因為我們從中看到希望。

合作郵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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