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微信公號“理想國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

今年3月,我們提前為白先勇老師慶祝了80大壽,今天,他正式年屆80歲。

作為將軍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給人的感覺卻常是“溫和”“溫柔”。不管是他舉手投足的氣質,還是待人接物的慈祥,又或者是那支細膩無比的筆。


畫家奚淞說,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問白先勇:“你的夢想是什麼。”

白先勇答,想辦一所孤兒院,收留那些無家可歸的孩子。

他說:“奚淞,我的心啊,是一個馬蜂窩。”

而最近這幾十年,白先勇突然“變”了。

他為父親而“戰”,為昆曲而“戰”,為《紅樓夢》而“戰”,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而“戰”。

八十歲生日的上午,白先勇給編輯打電話,詢問推廣《紅樓夢》(程乙本)的各項事宜。明天,他還會做一場推廣閱讀《紅樓夢》的直播。

今天分享蔣方舟的一篇舊文,和白先勇今時今日的狀態無比貼合。

將軍白先勇

文/蔣方舟

 

“尹雪艷總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遠的尹雪艷》開頭這樣寫。尹雪艷是昔日上海百樂門的交際花,解放後去了臺灣,在自己的小公館里造出了一個世外桃源,讓遺老遺少們樂不思蜀。她在哪兒,舊日的繁華便在哪兒就地複活。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話劇海報

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歲的他出現在廣州方所書店講座,穿一身白色西裝西褲,緋紅臉龐,大眼睛,兩個笑盈盈的大酒窩,款款走上臺,臺下年輕人著魔一樣歡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頭。

白先勇上次這樣密集地奔波、出鏡、做宣傳是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這回是為了宣傳他為父親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陪伴他做宣傳的出版社工作人員說,白先勇也像個將軍,指揮著一場場宣傳的調配,如指揮千軍萬馬,敵人是舟車勞頓和言語的重覆。

白先勇方所講座現場

那幾天適逢廣州暴熱,白先勇在幾乎無休止的攝影和採訪間隙說:“如果是為了宣傳自己的書,絕不肯受這樣的折磨。但是這回是為了父親,那也算盡了孝道。”

為父親著書立傳,正名於天下,成了白先勇這些年除了宣傳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幾年前,他就寫過長文《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講述白崇禧將軍與四平街之戰。四平街之戰,白崇禧擊敗林彪軍隊,蔣中正卻反對乘勝追擊,林彪軍隊因此有了喘息和壯大的機會,從而一舉反擊,成為國共勝負的轉折點。

這場戰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臺灣小島還念念不忘、杜鵑啼血一樣反覆對兒女絮叨的一場戰役。耿耿於懷,是認為始終沒有被歷史所正名,是因為委屈。在國民黨官方歷史的描述里,對蔣中正的指揮失誤含混敷衍;在共產黨官方歷史的敘述里,林彪的潰敗是戰略性的撤退。

白先勇替父親委屈:“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父親在兩邊的歷史里,全都消失了。”

白先勇在西安城牆

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曾經為白崇禧做過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後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國共內戰還沒有講到,白崇禧將軍就已經走了,所以白先勇決定做父親的聲音,講完全部的故事。

1911年,武昌起義,廣西人士群情激昂,組軍北伐。白崇禧參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學生敢死隊,隨軍北伐。白崇禧的母親知道他參加敢死隊的消息,命令他兩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門去守候攔截,沒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裝備托付給同儕,自己輕裝從西門溜了出去,翻山越嶺和大部隊會合,那一年他才滿十八歲。這一次走出桂林西門,就是永遠地投入了中華民國曆史的滾滾洪流,命運隨之被裹挾起落。

白崇禧的家庭合照

方所書店里,白先勇身後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將軍騎馬馳騁的瀟灑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疊,方顯出他們五官很像,都是闊臉大眼。父親要硬朗些,兒子長得要柔圓一些,不知怎麼,顰笑間氣質就差之千里。

講座快要結束的時候,有觀眾起立發言:“白先生您說了這麼多您父親的豐功偉績,我覺得都很好,他打仗確實很厲害。可我覺得‘戰神’這個稱呼誇張了,而且國民黨最後還是敗了,您有沒有想過,戰爭中決定成敗的,其實是民心相背呢?”

這位觀眾又拉拉雜雜了講了一堆國民黨黨內腐敗、民心盡失的觀點,其他觀眾忍不住噓聲四起——太符合官方歷史的政治正確了,說話間也太不禮貌了。

白先勇卻仍然不惱,還是笑盈盈、軟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駁,贏得滿場的掌聲,因為他的風度。

這就是修史者的尷尬,永遠會被人質疑動機。白先勇先生雖然反覆強調:“我在寫我父親的時候,一點都沒有為尊者諱。”可仍然逃不過質疑和冷語。

臺灣作家張大春說:“白先勇在上海座談時表示:‘我父親白崇禧和蔣中正是瑜亮情結。’我實在憋不住,不得不說,這話說得有點兒人來瘋了。”

在方所書店的講座里,白先勇談到蔣中正時說:“我的父親和蔣中正的關係非常複雜,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書也講不完。”

白崇禧、蔣中正、宋美齡

有觀眾問:“蔣中正是不是忌妒?”

白先勇點頭,說:“他的心胸,十分……”話沒有說完,可是觀眾已經會意微笑。

電視連續劇《桂系演義》臨近收尾之處,在國共內戰中備受蔣中正排擠的白崇禧曾經憤懣怒吼:“沒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蔣中正?”

這句對白雖然是虛構,可足以見出兩人的不和。平心而論,僅僅用蔣中正的忌才之心來解釋兩人之間的暗涌和防備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產黨打仗,又和蔣中正打仗。白崇禧率領的桂系和蔣中正之間的戰爭,使雙方元氣大傷,北伐之後的中國失去了統一的機會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歷史從此改寫。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曾說:“中國的淪陷蔣先生很氣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揮徐蚌會戰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臺,你又擋不住共產黨。”

1949年,國共雙方勝負已定,蔣中正敗逃臺灣。據說當時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過一次擁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邊囑咐:“千萬不要去臺灣。”

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李宗仁去了美國,反而是白崇禧從海南島飛臺灣。此時他從廣西帶出一路浴血的軍隊,已經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釋父親為什麼還是要去臺灣時說:“他放不下民國,他對民國有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臺灣,他沒有其他選擇。”

到了臺灣的白崇禧將軍,只為了給歷史一個交代,卻賠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臺灣任職“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就是給何應欽等一些老將軍以虛職,對他們敷衍交差。閻錫山之類的老人每逢開會,就推說生病,不去開會,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時正裝出席,認真聽會和記錄。

白先勇說,白崇禧在臺灣的將近二十年時光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工作,頂多就是為大學建造游泳池、綠化之類的工程選址,可他還把這些瑣事當成大事,跑前跑後地去操勞。他最大的愛好一個是下圍棋,另外一個就是督促自己的兒女學習,以檢查他們的成績單為樂。

白先勇在整理父親的照片時,看到一張照片讓他淚如雨下。白崇禧在臺灣南部的某個國小,站在木箱上向國小生訓話,他當時嚴肅的神情,和當年指揮千軍萬馬北伐的時候毫無二致。

“這大概是他維持尊嚴的一種方式。”白先勇說。

即使只有些閑職,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監視,外出永遠有一輛吉普跟隨。白崇禧寫信質問蔣中正,陳述自己一直忠於黨國,為何要被監控?

“副總統”陳誠向他解釋:“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人跟隨。”

白崇禧說:“你是副總統,有這個必要。我沒有這個必要。”

可這輛吉普,卻一直跟隨,直至他去世。漸漸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學會苦中作樂,白先勇的母親馬佩璋喜歡看戲,有一次全家去看戲,時逢大雨,那輛特務的吉普也跟在後面,車裡三個人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馬佩璋看了一眼,嘆道:“真是辛苦他們!”就讓白先勇去買了幾張票,請他們一起看戲。白先勇買票遞給他們,三個人開始是慌張不敢接,後來仍是接受,一同進戲院去看那出張正芬的《紅娘》。

苦中作樂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臺灣的園子起名叫做退思園。丟掉中國匹夫有責,他覺得自己責無旁貸。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聽說李宗仁從美國回到中國,就提筆給當年的桂系主力黃旭初寫信,通篇都在分析時局和反攻中國的可能性,結尾寫道:“弟待罪臺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中國,解救中國同胞。”

英雄遲暮比美人遲暮還要殘忍。美人老了,漸漸地,也就認命了。可英雄,既難耐寂寞和冷清,同時又沉湎於往日的輝煌當中,對於未來,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涼。

章詒和曾問白先勇:“戰事結束,勝負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蔣。在毛與蔣之間,最後還是選擇了蔣。”

白先勇說:“他沒有選擇毛,也沒有選擇蔣,他選擇的是國。”

而如今“國”只是想象中的國,“隔江猶唱後庭花”和“將軍空老玉門關”都只是一廂情願和自欺欺人罷了。

張大春1975年寫過短篇名篇《將軍碑》,講一個國民黨的將軍,應該已經死了,有墳墓,有碑,卻好像總是活在現在,能夠隨時看到死後自己的家人和兒子怎麼看待他,又能看到過去自己戎馬生涯的歲月。他既瘋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過去,回到過去的沙場上,他恨自己無法扭轉歷史,回到未來的子女身邊;又恨他們開始學習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是對自己最徹底、最無情的背叛。

張大春寫得刻薄:“將軍已經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陽臺,向滿院陰暗招搖的花木揮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黃昏時刻,他就舉起望遠鏡朝太平山一代掃視良久,推斷土共或日本鬼子宿營的據點。如果清晨沒有起霧和落雨的話,他總是穿戴整齊,從淡泊園南門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後,他的老部下們為他塑建的大理石紀念碑。”

回看過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蒼涼,以及那片脆弱之極的美。而張大春,作為新一代臺灣作家,看到的只是環繞在這個小島上黏稠稠、濕漉漉、揮之不去的鄉愁。

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2·白先勇》劇照

 

白先勇對父親的瞭解,大部分來自於他十四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和父親十一年的相處。十四歲那年,他第一次到臺灣。

他說:“臺灣好醜,什麼都破破的,舊舊的,又熱,但是卻那麼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長得那麼高。”

我問:“相對於中國,臺灣這些年來的變化其實挺小的吧。”

“那是你們看來,在我看來,變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變得游離,不知道飄到了什麼地方。

他的記憶是一部龐雜、浮游又不斷變化的歷史。他出生在廣西桂林,逃難的時候去過北平、上海、南京,還在香港讀過兩年書,在臺灣生活過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時候都在美國。可他從來不認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認為臺北是他的家,就連回到美國,也覺得沒什麼家的感覺了。

記憶在飄忽,仿佛自己有靈魂一樣在游園,偶爾驚夢。

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復旦大學講學,看了昆劇團的《長生殿》,結束之後,邀請大家吃飯,上海飯館全都客滿,忽然有人提議去“越友餐廳”。那家餐廳在汾陽路150號,是他們從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時隔三十九年,請客居然請到自己家裡去,比戲還像戲。

白先勇在復旦

還是80年代,他重游南京,南京大學宴請,選在了“美齡宮”——當年宋美齡的別墅。大家談笑之間,白先勇越來越覺得周圍環境似曾相識,想起來應是1946年12月,宋美齡開聖誕派對,母親帶著兄弟姐妹參加,就是在這裡。雖然同樣是短襖長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齡黑緞子繡著醉紅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別人好看。派對的高潮是老人分禮物,每個人得了一個裝著糖果的紅袋子。

四十年後,白先勇重新回到這個地方,仍然是觥籌交錯歡聲笑語,宋美齡卧室的綠絨沙發甚至都保持著原樣,真讓人有徹底的時光錯亂感。

在方所的講座結束,主辦方在廣州一處水上的餐廳宴請白先勇。白先勇打量著四周的廊橋與水畔,說:“這個地方,我從前好像來過……”

他眯起眼睛,目光變得濕潤而游離,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過了一會兒,他忽然疲憊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

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說家,他對時空有種天然的抽離感,大腦溝壑如時光隧道,空間在其間穿梭和變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榮辱盛衰。

《臺北人》,白先勇著

他小時候曾經生過傳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絕在高樓上,唯一被允許的愛好,就是拿著望遠鏡往窗外看去。嘉陵江發大水,他拿著望遠鏡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沒,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腳亂,卻沒辦法,只能干著急捶床,眼看著許多生命消逝。

人生就是無奈無常,無望無告,與無計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個時候體會到的。

白先勇成績好,少年時抱著興修三峽大壩的念頭保送到成功大學水利系,讀了一年,雖然分數第一,卻始終覺得不適合自己,瞞著父母退學,考取了臺灣大學外文系。

在臺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陳若曦、歐陽子等同儕組成了“南北社”,合辦了雜誌《現代文學》,白先勇任發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館。白先勇銘記父親所說的“做事要有始有終”,把雜誌艱難維持了很久,為了籌錢,去放高利貸,還賣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戶屬於他的房屋,自己出書也不領版稅,全部拿來辦雜誌。

《現代文學》的創刊號介紹的是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卡夫卡,發刊詞叫做《致我們的子孫們》。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們,氣魄已經非常大。

十六歲的三毛在《現代文學》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惑》,白先勇回憶第一次見她。她穿著蘋果綠的連衣裙,剪著一個赫本頭,在人群中顯得驚慌失措,需要保護。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轉角處的三毛,已經看他進進出出熱鬧的白家很多回,而羞於打招呼。

在《現代文學》上發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歲,用筆已經凌厲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見到李昂時,她推著一輛舊腳踏車,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倔強少女模樣。誰知道她日後會寫震撼老辣的《殺夫》。捏著一摞《鬼·北風·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禎和臉上還全是羞澀,沒想到這篇文章很受張愛玲喜歡,到臺灣來還專門去拜訪王禎和。

王禎和後來回憶說:“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勺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那樣子是那麼悠閑、自在。二十五年過去了,那姿態我居然還記得那麼清晰,就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

對那時候的白先勇來說,張愛玲並不是什麼文壇上的神,只覺得她很瘦,臉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畫上走下來的人。

白先勇也在寫作,大學畢業之前,已經寫了《我們看菊花去》《月夢》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說。

大學畢業服兵役期間,他寫了《寂寞的十七歲》。小說結尾,苦悶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園裡被一個男人親吻雙手,“我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子。我沒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來這一套。”

白先勇曾經這樣形容***在少年時候的痛苦:“當青春期如狂風豪雨侵蝕你的身體和內心時,你和其他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一樣,你渴望著另一個人的愛戀和撫慰,而你發覺你愛慕的對象,竟如你同一性別,你一時驚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時期內能夠平復的。你無法告訴你的父母,也無法告訴你的兄弟,就連你最親近的朋友也許你都不肯讓他知道。因為你從小就聽過,從許多人的口中,對這份愛情的輕蔑與嘲笑……”

《寂寞的十七歲》是《孽子》的前奏,是瘋狂前的迷惶和掙扎,是與道德鏖戰前的與欲望的鏖戰。白先勇隨即寫了《孽子》,講一群臺灣***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園為自己的黑暗王國。

即使暫時逃避到擋風避雨的烏托邦——或是索多瑪城,仍然會有接觸現實的瞬間。《孽子》里寫男主人公護送母親的骨灰回家,站在陰暗潮濕的客廳,看見父親的靠椅,“我突然感覺到窒息的壓迫,而興起一陣逃離的念頭。我要避開父親,因為我不敢正視他那張痛苦不堪灰白蒼老的面容。”

“《孽子》中的父親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麽?小說中的角色也曾經是國民黨高官。”我問。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白先勇先生仰頭笑道。

白先勇在五十五歲的時候坦誠了自己的***身份,他說在父親生前,他們並沒有談過這個話題,但他相信父親如果知道,也會接受,因為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讓孩子福祉。

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愛人王國祥是在1954年,十七歲的白先勇和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這樣開始結識,來往相交。

“異性戀要找的是一個異己,一個異體,一個other;***呢,往往找尋的是自體、自己,在別人身上找到自己,這是同、異性戀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說。白先勇和王國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兒,青春陽光,笑容如出一轍。


白先勇與王國祥,1958,那一年他倆雙雙如願考入臺大二年級

十七歲其實並不寂寞吧。白先勇後來在紐約所寫的小說《Tea For Two》中,寫兩個男孩在初三參加童子軍夏令營時相愛,爬出帳篷連跑帶跳到湖邊,在草地上脫得精光——“整個湖都在翻騰”。小說中兩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後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親去世,他按照回教儀式走了四十天的墳之後,第四十一天出國赴美,那天父親也來送行。白崇禧將軍戴著厚的毛線帽,面目哀傷悲葸,和日常會在街頭巷尾遇到的老頭別無二致,已經看不出曾經的叱吒風雲。送別的時候,白先勇第一次見到父親哭泣。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白先勇去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研究創作,1965年獲碩士學位後旅居美國,在大學任教,後來遷入聖巴巴拉的“隱谷”,在隱蔽清幽之處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國祥去美國攻讀理論物理,兩人在住所園中種上各種草木,憧憬著金色願景。

1989年,王國祥的“再生不良性貧血”複發,在三年的時間里,白先勇到處打聽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莊、去北京、去杭州,求助於中醫、西醫、偏方、氣功,他說:“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1992年,白先勇盡所有力量,仍眼見摯友的生命一點一滴耗盡,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樹猶如此》中寫道:“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

近幾年的採訪中,白先勇不斷被問起這段感情,他只是溫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經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開場合談論他了,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說中,他曾這樣描述過失去伴侶的痛苦:“頭一年,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註意力完全無法集中。我像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腦中記憶庫里的過去記錄,突然崩裂掉,我與親友完全斷絕了音訊。”

王國祥死後,從未聽說白先勇身邊出現過新的伴侶,他的園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義大利柏樹死了一棵,剩下兩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許天長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麼一刻,你全心投入去愛過一個人,那一刻就是永恆。你一生中如果有那麼一段路,有一個人與你互相扶持,共御風雨,那麼,那一段也就勝過終生了。”白先勇說。

 

白先勇在美國寫作的生活是寂靜和清閑的,他教書的時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來,所有的課都安排在下午。車子開到學校,停好車,關了車門,進教室,總共十三分鐘,算得準準的,輕鬆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看報紙,然後用email回朋友的信,寫作倒是從來不用電腦。他不但用手寫稿,還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紙,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張的,筆則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筆,換了稿紙或是筆,就完全不會寫了。擔心斷炊,他在家裡儲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筆,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紙。寫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濃茶之後開始寫。

回國倒是熱鬧,也奔波。這兩年都是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廣。

湯顯祖當年剛寫完《牡丹亭》時,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女讀者瘋狂愛著湯顯祖,甚至要將自己奉獻給他。據說一位揚州女子對此劇極為著迷,以至於白天黑夜地讀它,並要求死後與它葬在一起;一個未能與愛人結婚的杭州女演員,極為強烈地認同杜麗娘,死於戲劇高潮時的舞臺上。

這種狂熱近乎魘,白先勇也像著了魔魘,一提到《牡丹亭》便從睏乏中頓時蘇醒,兩眼放光,敘述著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說的話是:“美得不得了。”話畢還不斷在聽眾中尋找著認同:“美不美?美不美?”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發佈會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愛人王國祥死後托情於《牡丹亭》,或許也是從這種生死情夢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於杜麗娘,反在於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麗娘者不乏,而像柳生這樣把麗娘置於心中叫之拜之,開棺負屍而不駭,吃盡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傳奇的譜寫者。

最讓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國際,在歐洲和美國的巡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劇評標題是《性感女鬼回頭仍是處女身》,美國劇評家斯蒂芬·韋恩說:“長達九個小時的《牡丹亭》竟然只覺一晃而逝。兩百多套服飾,從金光燦爛,到密錦刺繡,本身就構成了敘事性的奇觀。”

反觀國內,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觀者。京劇演員裴艷玲曾公開說過:“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門,入不得!演兩三百場怎麼了?能說明什麼問題?什麼也沒有!你說他這個好,如果你家有人學戲,你願意用他這個版本開蒙,還是願意用梅蘭芳的開蒙?道理很簡單嘛。”

白先勇似乎並不怎麼氣餒,因為不被他宣揚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謝晉導演要把白先勇的《謫仙記》改編成為電影《最後的貴族》。白先勇找來蔡康永改劇本,白先生開始講青梅竹馬小伶人的故事,說到他們扮演《長生殿》的場面,站起來演給蔡康永看。

唱了兩句,蔡康永沒反應,白先勇停下來問:

“咦,你不喜歡《長生殿》呀?”

“不喜歡。”蔡康永老實回答,“唐明皇一個做皇帝的人,跟楊貴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翹著小指頭跳扇子舞,不喜歡。”

“哎呀!”白先勇頓了一下腳,痛惜自己對牛彈琴,“那你喜歡昆曲《游園驚夢》吧?”

“也不喜歡。”蔡康永還是老實回答,“主角演睡覺,觀眾也睡覺。”

“哎呀呀!”白先勇連頓兩下腳,“那你總喜歡《紅樓夢》吧?”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

“不喜歡。他們老在吃飯。”蔡康永答道。

“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腳重重頓了三記,“怎麼可以不喜歡《紅樓夢》……”搗著額頭,喃喃自語。

白先勇在美國教書時所用《紅樓夢》

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惱,讓人覺得他像是賈寶玉,自己在他面前濁臭逼人。

白先勇自稱由於家庭和父親和教育,成了一個國家主義者,他說:“我愛中國,愛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我們的國家政治上不能統一,文化上確實暫時可以統一的……”對昆曲的推廣,是一次美的實驗,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統一的實驗。此時的白先勇,堅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賈寶玉了,更像一個將軍。

 2012年7月

 

 

附記:

這篇文章是為某雜誌採訪白先勇所作。

我跟隨了白先勇兩天,那時他正宣傳為父親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業、和善、健談。但那於我,卻是一次很失敗的採訪。

採訪之前,我讀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採訪,兩天的採訪,我卻發現自己得到的信息,並未超越我已知的內容。

是我太年輕了,白先生經歷過的那些浮華而動蕩的歲月,對我來說是水中月、鏡中花,我愛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

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寫過小說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個月待在臺灣或中國,接受各種採訪:回憶父親、回憶有一面之緣的宋氏三姐妹、沈從文、張愛玲,對昆曲的熱愛。

——永遠不必擔心沒有聽眾,一代又一代的年輕讀者會對那段傳說般的過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歷史就顯得越神秘而吸引人。

白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美國,過極其靜謐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時間停止了流動,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紅自己這些回憶,鉤邊,上色,讓它們重新變得鮮艷而吸引人。

生命的運轉,會在記憶里稍微打個盹,但隨時會醒來。

我聽說過一件事,齊邦媛先生為自己預簽拒絕心肺複蘇聲明,放在寫作的書桌上。白先勇見了,說:“啊,這我也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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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蔣方舟《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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