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書中有一篇餘傑的文章《“神童”與法西斯》,介紹了一個家庭教育的典型案例,讓我感觸頗深,這是家庭教育的成功麽,這是對基礎教育的諷刺呀!

1998年,湖北省公安縣13歲的聶願願以628分的高分考取華中理工大學。整個公安縣考分超過600分的只有11人,聶願願成為華中理工大學年齡最小的學生,一入校便獲得該校二等獎學金。

聶願願受的是他父親的家庭教育。父親聶其文制定了一個詳細的教學計劃,將幾年的課程濃縮在4年內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個“背”字,不僅要求兒子將語文、英語等課本背得滾瓜爛熟,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誦。除了公式公理以外,還要背誦大量的例題。

聶願願高考成功後,聶其文名聲大振。聶其文的女兒剛剛12歲,也於4年前退學回家,聶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試驗。他說:“她今年已經學到高中課程,以後讓她考大學。願願今年考大學時,周圍的人百分之百地認為他考不上,考上以後,當我的第二個孩子成功以後,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說服力,那時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總結推廣。”

2年後,年僅13歲的妹妹聶思思又以600分的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學。聶願願又於2001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研究生,這時,他還未滿17歲。

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聶其文成功了,但是,他的兒子對父親的教育方法是怎樣的反映呢?

曾有南方日報記者朱德付寫過一則報道《十三歲少年聶願願考取華中理工大學本科神童”和他的“製造者”》。記者去專門採訪過聶願願。當時,剛入學的聶願願對於記者的來訪非常的反感。

記者單刀直入:“你覺得你爸爸對你的教育方法好不好?”

“不好。”聶願願毫不遲疑地回答,“其實我爸爸並不想這樣做,主要是家裡太窮了,他自己又認為有點學問,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幾本教材叫我背,其他什麼資料都沒有。爸爸每天都叫我做功課,我又不想做,他動不動便打我,直到我進高中後才不打。我對他恨得要死,每天都當家裡那堵牆是爸爸,對著它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繭。

“我剛進高中時成績很差,除了主科之外,副科知識知道得很少。長江有多長,從哪裡發源,在哪裡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五點四十起來,晚上12點才睡覺,現在想起來都害怕。

“我進了高中才發現自己比同學差,覺得自己所學的和初中沒有任何關係,於是一邊讀高中,一邊補初中的課程。填報大學志願時,我開始報的是清華和北大,老師叫我現實點,我便填報了華中理工大學應用電子技術專業。我主要是認為這個專業名字好聽,字也比較少,所以報了這個專業。”

文中還說過一件事,“一年365天,願願至少有350天在學習。剛開始時他愛玩,對爸爸佈置的學習任務打折扣,他爸爸就對他拳打腳踢,打得我都心疼。那陣子他們父子關係很緊張,願願經常對我說最恨爸爸。有一次願願在廚房裡狠勁地磨一把刀,我問他乾什麼,他說‘殺爸爸’,我當時眼淚都流了下來。”願願的媽媽心痛地回憶道。

父親的洋洋得意與兒子的不以為然,甚至對父親所謂的“方法”恨之入骨。如此的反差讓人有些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小桔燈說,我們知道一個傷仲永的故事,但那是一個讓人遺憾的結局。本案例中兩個孩子的成功考入大學,斂走偏鋒,證明聶其文家庭“私塾”式教育的成功。對於聶其文強化“背”知識的教育方法,明顯是一種不適合兒童心智發展的應試教育之法。對於成長中的兒童和少年,同齡人之間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家長重視孩子的身體、營養和成績,也應該同樣重視孩子的人際交往和心理成長。壓縮活動時間,集中知識的強化,過早的進入大學,進而過早的接觸社會,放棄人生中應該的階段這種“助長劑”還是慎用為好。後來,父親聶其文成為名人,受聘於教學機構,將他的教育方法進行“量化”生產,真的讓人有一絲的擔憂。

餘傑說,教育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位。任何不把人當“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對的教育──包括聶其文這位“神童製造商”的教育方式。

專家認為,不僅是願願的天賦,現行考試制度也為願願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條件,留下了可鑽的"空子",使他父親的應試教學和願願高中一年半的短時間"惡補"有了見效的可能。但考上大學的成功並不能說明願願今後在人生道路上也能夠成功。一些人士認為,如果考試和招生制度不改革,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很多問題沒法從根本上解決。願願的成功也是一聲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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