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獲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為禮物奉獻給自己。旱年,我曾兩次匆匆到過巴黎,對這座異常繁華的城市只有粗淺的瞭解,但我知道,誰年輕時在那裡生活過一年,他就會一輩子都帶著一種莫大的幸福回憶。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象這座城市那樣,有一種使人處處感到青春活力的氣氛。任何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誰也沒有去探個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時代生活過的那個令人輕鬆愉快的:喜氣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復存在了。自從希特勒的鐵蹄踏上巴黎以來,那種令人贊嘆的怡然自得也許是一去不復返了。當我開始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德國軍隊、德國坦克正像白蟻一般涌向巴黎,要徹底破壞這座和諧城市的永不凋謝的繁榮、柔美、歡樂和色彩斑斕的生活。而現在終於出現這樣的局面:“卐”字旗在艾菲爾鐵塔上飄揚;身穿黑衫的衝鋒隊正在越過拿破侖的香舍麗榭大道進行挑釁性的閱兵。我從遙遠的地方:同樣可以感覺到,當占領者的翻口皮靴踐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適的酒吧和咖啡館時,那些從前十分好心腸的市民們是怎樣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裡的人是怎樣膽戰心驚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沒有像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樣,使我如此震顫和沮喪。因為沒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這樣具備——種天賦的本領:能使任何一個與她接近的人感到歡欣。她曾給予我們最睿智的學說、最傑出的榜樣;同時她又給每一個人開闢了自由和創造的天地,使每一個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來越豐富——難道她今後還能把這一切賜予我們的後代嗎?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難的不僅僅只有巴黎,整個歐洲在今後幾十年內部不會重新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某種陰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歐洲地平線上再也沒有完全消失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體力的毒素一樣滯留在殘疾的肌體之中。儘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五年給社會和科學技術帶來了長足的進步,但就個別國家而論,在我們這個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失掉許多自己過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極度的貧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興和相互充滿信任,他們又笑又唱,戲謔當時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幾天的時間來描述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們現在卻不得不昂著頭,懷著怏怏不樂的心情憂郁地邁著行軍的步伐。昔日的奧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氣氛中,一切都顯得自由自在、漫不經心,一味虔誠地信賴自己的皇帝和賜予他們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這樣一個奧地利,難道我今天還能設想嗎?今天的俄國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們都不再知道:“國家”——這個殘忍的饕餮怪物從他們心靈最深處的骨髓里吸走了多少自由與歡樂。今天的各國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濃重的陰影籠罩著他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這些尚能見識過個性自由世界的人卻知道,並且能夠作證:昔日的歐洲人曾無憂無慮地欣然觀望著歐洲光怪陸離的色彩變幻,而我們今天卻不得不為之心驚膽戰:我們這個世界由於自相殘殺的狂熱竟變得如此暗無天日,到處是征服和囚禁。然而,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遙自在的地方,莫過於巴黎。

巴黎以它的各種形式美與溫和宜人的氣候,以它的財富和傳統,出色地證實了生活的逍遙。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每個人都在那裡享受過這種逍遙自在,同時反過來又把我們自己的逍遙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

無論是中國人、斯堪的那維亞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還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納河畔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那裡沒有任何的強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說話、思想、歡笑、責罵。你喜歡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獨身自處;可以闊綽也可以節儉;可以奢華也可以像波希米亞人似的簡樸。巴黎為每種特殊需要留有餘地,考慮到各種可能性。那裡有豪華型餐廳,備有各種美味佳餚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種葡萄酒;還有馬倫哥和滑鐵盧時代的非常昂貴的法國康涅克酒。但是,在旁邊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里,也可以吃到幾乎同樣豐盛的飯菜,同樣可以痛飲。在拉丁區的十分擁擠的大學生餐廳里,在食用鹵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後,花上幾個銅幣就可以嘗到美味小吃,而且還可以喝到紅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隻扁擔形狀的精美白麵包。

在穿戴方面,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打扮。大學生們頭戴標緻的四角帽在聖米歇爾路上蹓躂;那些拙劣的畫匠們也戴這種帽子;但畫家們卻鄭重其事地打扮自己,頭上戴的是寬邊大身禮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絲絨茄克;工人們穿著上衣或者襯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蔭道上漫步;保姆戴著寬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著圍裙。午夜之後,就會有幾對年輕人開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則在旁邊笑著觀望:這時,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乾自己的事!當然,必須不是法國國慶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誰也不會在別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個漆黑的黑人或者一個眼睛細長的中國人挎著胳膊走進最近的小旅館時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在巴黎,誰去關心什麼種族、階級、出身只是到了後來這些才被吹成嚇唬人的東西。

當時,誰都可以和自己喜歡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別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關係。是呀,誰想真正愛上巴黎,他得先好好瞭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帶著自己那種經過痛苦磨練的、僵硬的等級觀念體驗一下那種心甘情願的德國奴性。在德國,一個軍官夫人不會和一個教師的妻子來往,這個教師的妻子不會和一個商人的太太來往,這個商人的太太不會和一個工人的老婆來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時期的遺風猶存。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覺得自己和他的雇主一樣,是一個自由和舉足輕重的公民。一個飯店服務員會在咖啡館里和一個穿金絲邊軍服的將軍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勞、規矩、愛乾凈的小市民太太們對同一條樓道里的一個妓女不僅不會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樓梯上和她閑聊,她們的孩子還會給她贈送鮮花哩。

有一次,我親眼目睹一群諾曼第的有錢農民在參加洗禮之後走進一家高級餐棺—馬德連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館。他們穿著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馬蹄似的噔噔直響,一身自己鄉村的服裝,頭髮上涂著一層厚厚的髮油,連廚房裡的人都可以聞到香味。他們高聲談話,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門越大。他們身為真正的農民,坐在潔亮的燕尾服和濃扮盛裝之間,卻一點也不感到拘束。要是在德國或者英國,服務員對這些如此鄉氣的顧客早就用鼻子吭氣了。梅特爾大飯店甚至把以特別的熱情迎接這些不拘小節的顧客當作一種樂趣。

巴黎人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不知道什麼上等和下等。在繁華的大街和骯髒的小巷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到處都是一樣的熱鬧和歡樂。在郊區的農家庭院里,賣唱藝人在演奏樂曲,窗外傳來年輕女縫工一邊幹活一邊唱歌的聲音;空氣中不時飄蕩著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喚聲。當兩個馬車夫間或發生了口角,他們事後仍然會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幾顆非常廉價的牡蠣。沒有什麼棘手或者頭痛的事。和女人的關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脫離。每個姑娘都會找到一個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個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個對兩性關係比較開放的活潑女友。

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輕鬆愉快,那麼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當你年輕的時候!光是東游西逛就已經是一種樂趣,同時也始終像在給你上課,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個人開放:你可以走進一家舊書店,瀏覽一刻鐘舊書,店主人不會發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幾家小美術館。你可以在舊貨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選—切。你可以在德魯奧特大飯店依靠拍賣過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園裡和女管家閑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閑逛,街道兩旁的新產品、新面貌會像磁鐵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繚亂,流連忘返。當你累了的時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臺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錢的紙張上寫信,一邊聽小販們兜售那些過剩的和滯銷的劣等品。

唯一困難的一件事是:獃在家裡或者回家走的時候,尤其是當春暖花開之際,陽光明媚,塞納河上波光粼粼,林蔭道上的樹木吐出新綠,年輕的姑娘們每人都戴著一小束用一個銅幣買來的紫羅蘭;不過,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確實不一定非在春天不可。

節選自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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