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薄文學

作者 劉紹銘 (香港)

“輕薄文學”一詞,切忌望文生義。

詩人瘂弦,封筆二十多年。然以“貓臉的歲月”聞於世的一代詩才,吐屬不凡,即興所得,每多佳句。

1988年5月29日《中國時報》的“開卷”版,以“稱稱看這些書有多重”為題,邀學者專家發表意見,檢討近十年來臺灣地區受歡迎的“文類”和坊間暢銷書籍的特色。

瘂弦的說法真像“如歌的行板”:

·短短的篇章

·甜甜的語言

·淡淡的哀愁

·淺淺的哲學

他給這類書起了一個名字:輕文學。

輕文學大都“輕、薄、短、小”,因此以斤兩計,這是名副其實的“輕薄文學”。其特色為:輕——軟軟的哲理像海中枯木;薄——淡淡的智慧像小河淌水;短——少少的短句像火煉金丹;小——薄薄的捲冊像迷你寵物。

據《中國時報》記者莫昭平的報道,談人生的勵志哲理小品暢銷有年,不自今日始。這些暢銷書的名字也別具一格:“人生小語”、“一頁一小品”、“十句話”和“八百字小語”……

普通開本的書一頁大概載五百餘字,難怪這類讀者一捲在握時,可充分享受“風吹哪頁讀哪頁”的樂趣。

不消說,短小精悍的文字受大眾歡迎,自然與工商業社會繁忙的生活有關。但為什麼讀者偏愛“淺淺的哲學”?

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說:“這類書屬床頭書,不用從頭翻到尾。有時讀到某作家的一兩句話,覺得頗有領會,就像在‘大海中抓到浮木’,可能受益無窮。”

其實要在斷章引句中找“哲理”,前人寫的《菜根譚》俯拾皆是。不過這種著作,病在缺少“甜甜的語言”;二來嚼菜根吐出來的智慧,未必適合今天龍的傳人的口味。

瘂弦乃臺灣地區兩大報“文藝總監”之一,且在十年前推出了像“小語庫”、“手記文學”和“極短篇”等“短短的篇章”,我們很難期望他對這類型的作品有超然的看法。他說:“……事實上,輕文學中也有重文學——不少作品是既輕且重的,即形式上輕,精神上很重。文雖短,但字字均是熬煉而來,因此不能一概而論。我希望讀者不要因為光喜歡輕文學而忽略了入手較難、較苦澀的重文學。”

在“會診輕文學”一欄,除了瘂弦的看法外,莫昭平還報道了陳皎眉、杭之、林耀福和何懷碩的意見。他們的話,可說得“直言無諱”。

陳皎眉認為這類型的文章是“速食時代”的產品,但“學問不是速成的,經驗要體會而來。這類書只告訴讀者人生的‘結果’,那是不夠的。人生的‘過程’也應告訴他們,他們才比較能體會和思索”。

杭之說話斬釘截鐵:“我以為它們只是為消費的目的而被製造出來的大眾文化產品。這類半通不通、似是而非的哲學,並不能對心靈有所啟發。它們的特色是零碎、平面化、欠缺歷史的整體感。讀後只能有感覺(感官的感覺),而不能有連續的思考能力。”

林耀福書生本色,破題就說:“近年來,臺灣地區經濟越發達,文化越庸俗。這類書當中,很多是消閑的東西,和心靈毫不相干。包裝得很漂亮,可是內容空泛而無意義……臺灣地區文學如果一直往此方向發展,是相當危險的。”

本文乃應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之邀而寫,文字應與總題“中文文學在香港——前瞻與回顧”有關。兩千字以“臺灣經驗”為引子,情非得已。因為在我看來,瘂弦所說的“輕文學”原產地就在香港。過去十多年來,臺灣報紙副刊不時刊登香港作家來稿,但在形式和內容上“力拒港風”,尤其是那種一人執筆、每天見報的“方塊文章”。

1988年後,臺灣地區報紙副刊的容量忽然增加一倍,已使編輯人員窮於應付。但最大的壓力還是報紙的銷量,而以臺灣地區讀者閱報的習慣而言,副刊的內容如何,對報紙的銷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把一版的篇幅畫成十來個小框框的副刊,今天還沒有出現。他日發展如何,不敢預卜。不過如果“港風”代表的是趣味化,那“港風東漸”的趨向已越見明顯。

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想最老實的答案是:全看你個人對報紙副刊的要求而言。

有關香港“專欄文化”的特色,5月份的《博益月刊》闢了一個特輯報道。筆名為若山的作者寫的《專欄文化怎樣看?》一文,實事求是,從歷史和社會觀點追溯到今天副刊“裂土封疆”的現象。他說考慮專欄的出現,要從“尋根”於20世紀50年代報人待遇開始。記者編輯以待遇既低微,唯一增加收入的方法便是互相交換地盤,投桃報李一番。

專欄制度另外一個顯見的好處是編輯可以閉門造車,養尊處優。“當老編者,只消找來一班烏合之眾,按時定量交稿,照大樣出貨,編輯無所事事,大可一早回家睡大覺。”

若山舉出大眾傳媒的四大功能:資訊、教育、議論、娛樂。拿這四個功能來衡量今天香港的方塊文字,得到這個結論:“實事求是,專欄式雜文如果說有何功能,就得一個——為讀者提供娛樂。”

如果報館老闆、編輯、作者和讀者心中都有這個默契,事情就好辦了。在這大前提下,讀者如在一方塊中得到或資訊,或教育,或議論方面的滿足,那是意外的收穫。

不消說,若山把香港“方塊文學”的格調看得這麼“實用”,一定引起行家橫眉冷對一番。其實,如果我們肯平心靜氣地就香港的社會變遷來檢討一下這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大家就不必傷和氣了。

香港走的是市場經濟路線,實行的不是計劃經濟。文化亦如是。市場文化適者生存。50年代的報紙副刊以連載長篇與短篇小說為主,方塊文章為輔。那時的短篇小說不是“極短篇”,起碼也有兩三千字。這類“文藝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哪一類人看?實難統計。不過這種類型的文字能夠蔚為風氣十餘年,一定有若干基本讀者支持。也許那時的香港人不像今天窮有窮的忙,富有富的忙,不把看兩三千字一單元的東西作為一種時間上的負擔。

今天除了我這類職業讀書人和真正的文藝青年,再不會有看得下“文藝腔”小說的人了。而我們這類人是少數中的少數。再說,我這類讀者,要看本行作品,坊間也有專門的雜誌供應。這也是說,我因瞭解到香港報紙所受的市場限制,對副刊也不敢有過分的要求。在芸芸方塊中,能沾到與我興趣有關的吉光片羽,予願已足。

我說“港風東漸”對臺灣地區報紙副刊的影響是好是壞,“全看你個人對報紙副刊的要求而言”,就是這個道理。

臺灣地區在1988年前,兩大報的副刊常有萬言以上的思想性文字出現。今後這類扛鼎長文,即使不成絕響,也是異數。嚴格來講,這是好事。一篇洋洋灑灑論儒家思想怎樣輓西方精神文明於既倒的鴻文,刊於行銷百萬份的大報,風光是夠風光了,但能夠有幾個知音,實在難說。

學院派的思想性文章,自應刊於思想性的雜誌如《當代》為宜。購買這本雜誌的讀者,其趣味該近專門化了。

多元化的消費社會中,各有所求,各取所需。報紙是名副其實的普羅讀物。正因內容務求包羅萬象,事事因此捉襟見肘。譬如說一個“方塊”作者忽然心血來潮,要談手錶,區區一千幾百字,怎可以“瑞士名錶逐只講”?

創刊不到一年的《名錶》雜誌,就是為了滿足這類讀者的好奇心應運而生的。社會越商業化,知識範圍分工越細,各行業有各行業的專門讀物。

香港的“方塊”作家為了工作需要,天天要湊足字數見報,實難在資訊、教育和議論上滿足專業人士的要求。如果他們能符合像岑逸飛所說的“於己有利,於人有益”原則,給讀者“提供娛樂”,已見敬業精神。當然,讀者心目中的“娛樂”標準,各有不同,但以兩元港幣一張報紙的價格就可以買這麼多方塊,其中只要有一兩塊娛己,早已值回票價。

這是我以“市場文化”觀點來看香港報紙副刊所得的結論。

同期的《博益月刊》還有老前輩絲韋一文《我們的塊塊框框》。一開始就見觸目驚心的句子:“香港有‘爬格子動物’,這是香港的特產。別的地方也有這種‘動物’,但沒有這樣自加封號;而且也沒有這樣多的頭數,這樣的集中。”

縱觀絲韋文章全文,香港出現這麼多“塊塊框框”,不足為異,因為他想起了“四十年前上海的小報,小報上豆腐干式的小塊文章”。

但兩地產品雖然形式與風格相似,寫的不外是自己的或朋友的身邊瑣事,所得反應卻有不同:“它們似乎從來沒有被認為是文學作品……那些豆腐干的製造者當然更沒有被認為是作家。”

絲韋的結尾語耐人尋味:“我們的‘塊塊’、‘框框’是現代的香港特產……套用一句現代語,它們也許可以歸納入邊緣文學?或文學邊緣?”

香港報紙副刊的方塊文章是不是文學,關乎我們對文學的定義和要求。我近年寫中文稿件,儘量避免“訴諸西方權威”。但有時為了相對論事,偶一為之。原來literature一詞,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並不像“文學”一詞那樣概括了價值觀念。因此廣義地說,literature是文字組成的作品。如範圍是科技,那就是“科技文獻”。三聯書店出版的《新英漢詞典》中的此詞的第四義這麼解釋:“總稱印刷品,如廣告傳單等。”第五義:“為某一樂器或一組樂器演奏用的一組樂曲。”

正因literature包羅萬象,要對詩歌、戲劇、小說與廣告傳單之類劃分界限的話,一般人大概會用法文中belles lettres這個類型稱謂,也就是字典所說的“純文學”。

如果我們把“文學”看做“文字”或“作品”的別稱,而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那香港報紙副刊方塊文字的定位問題就簡單多了。若山在其文內提到的“人身攻擊式潑婦罵街”專欄,可堂而皇之稱為“罵街文學”。根據題材、內容來區別,我們唾手可得“聲色文學”、“占卜文學”、“星相文學”、“八卦文學”,或“局部寫真文學”,漪歟盛哉。

以此洋觀點看,“我們的塊塊框框”既非文學邊緣,亦非邊緣文學,雖然輕薄,卻是實實在在的文學。

——摘選自江蘇教育出版社《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劉紹銘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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