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美國,我的藍圖似乎不太一樣。到今天,我自己有一個比較深的體會,什麼叫做“生命中重要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能夠把每一秒鐘、每一刻都視為重要的,反過來說其實(所謂重要的事)都不重要了。我們本來就很棒,每一秒鐘都是,只要體會到了這個,隨時都會開心。

 

我5歲的時候,在華盛頓上國小。我記得很清楚,上了兩個星期一年級的課,突然有一天老師就過來幫我收拾東西,帶我走到二年級教室,我從此就念二年級了。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美國真是了不起,什麼手續都不用辦,連家長都不用通知,我就跳級了。

 

11歲的時候,我回到臺灣,我在美國是資優生,從來沒拿過B。到了臺灣之後,我被剃了個小光頭,背個書包,帶個便當,天還沒亮已經往學校去,天黑了才回家,有種從天堂突然到地獄的感覺。那一年念完了,老師最後決定讓我留級。老天是公平的,我是一邊跳級,一邊留級。

 

因為我父親是外交官,父母的想法是調回臺灣三年,我可以好好學中文。等中文有了底子後,再跟著父親外派,可以念哈佛或者耶魯或者其他學校。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父親在這三年內生病過世了,我的人生藍圖整個就發生變化。這個大逆轉之下,幸好家裡有一個極為堅強的母親,她非常努力地把我跟我哥哥兩個人帶大,在這個過程中她也不太管我。

 

那個時代,不可能有父母鼓勵你去走文學或者是戲劇這方面的路,因為那根本就沒有任何前途。我的時代裡面所有優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這些人後來才會回頭說,其實我整個才華都不是在理工方面,比如導演楊德昌,30多歲的時候才說“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在臺灣念完大學,結婚後,才回過頭來念戲劇的。我有個好朋友,臺大畢業後到美國念研究所。我記得他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在我們家住了好幾個月。我們管他叫毛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攝影師,後來找到一份工作,也交了女朋友,慢慢地方向找到了,生活突然變得如意了。

 

我當時念一些戲劇理論的東西,尤其是法國理論家、戲劇家阿爾托的東西,講戲劇形式要有怎麼樣的翻新,不能有任何的界限。但我讀不明白。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講毛弟出了意外。這個意外說起來荒謬到不可思議。他被派去一個賽狗場攝影,那裡有個電動兔子在欄桿上跑,所有的狗都跟著跑。他為了找最佳的攝影位置,整個人跨在欄桿上拍,後來電動兔子就把他撞了。

 

知道他出事後,好幾個朋友開車趕過去送他。高速公路上,我們都很沉默。

 

那個時候,我心裡有很強烈的一種感受,想到阿爾托說什麼叫自由。一個電動兔子可以從旁邊冒出來,把你撞倒、壓死。生命本身的狀態,就沒有什麼自由可言。那有什麼東西,我們還可以做?我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凡走過的路,都留下腳步。但是我越來越體會到這句話的另外一層意思:凡你走過的腳步,都會隱形地走向一些新的地方;我們每個人的今天,就浸潤在每一個昨天當中。

 

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那時候我跟我太太帶著我女兒,大女兒才7歲,去印度北部山上的一個小鎮。那個鎮非常窮。我太太有一天說她想洗個頭,後來才知道洗頭水是鎮上的人從山的那邊走了兩個小時才挑來的。

 

我們走之前問了一下,如果要幫忙(通水電)的話,大概需要多少錢?算下來要幾萬美元,那個時候這些錢也不算少,我們就找了10個朋友,湊了這個錢。現在那個地方有水,有電,路也修好了,小鎮也發展了。

 

我其實想說,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故事。相信各位在人生中都會碰到這樣的事情,伸出手,有這個能力,就去幫助別人。我接下來要說的故事,是因為我怎麼都想不到,我女兒現在就住在那個鎮。因為她嫁去了那裡,她的家就在那裡。她不知道這個故事。如果當初有人預言說我做這個善事,到幾十年之後,我的女兒可以享受到,我反而不會相信,可能更不會去做了,因為會覺得真無聊。

 

這隻是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就是在這一點一滴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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