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軾到趙孟頫:中國藝術史轉折的關鍵點

文/馬嘯


[內容提要]


  蘇軾和趙孟頫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兩個至關重要的人物,他們雖然生於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性格和截然相反的命運,但對於藝術卻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理解,正是這種相同或相似的理解,形成了他們獨特的藝術觀。首先蘇軾在書法上提出“自出新意,不踐古人”、“無意於佳乃佳”的理論,進而他又將此種“尚意”原則運用到繪畫,強調“寫意”性,反對“形似”,並提出“士人畫”的概念。這些理論不僅使宋代書法有了“尚意”的特征,而且還催發了“文人畫”的誕生,併為中國畫最終定位於寫意藝術奠定了基礎。趙孟頫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將其深化,他不僅強調“書法以用筆為上”、“用筆千古不易”,而且還將書法的審美與創作原則具體應用於繪畫,從而確立了“以書入畫”的中國繪畫基本原則;同時,他追求“古意”、註重“內美”、崇尚簡約的藝術理念及風格特征也深深影響著當時及後世的創作。

  在中國書畫史上,蘇軾與趙孟頫分別以其超卓的觀念與實踐構成了藝術的接力,他們前赴後繼,引導了一場藝術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是如此之大,幾乎成為他們身後每一個藝術家思維與行動的準則,直到今天我們還深受它的影響。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捲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一、兩種命運,一樣心緒

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與趙孟頫生活的年代相去不遠,他們都曾是當朝的重臣,都是詩、書、畫全能的大家。然而,他們又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中,由於迥然不同的性格,造成了他們不同的命運與人生遭遇。但我們細細品味,發現他們的內心卻又具有多重的一致性。特別重要的是,這兩位前後相差200多年的士大夫竟是以幾乎相同的觀念與實踐,影響和帶動了中國藝術的變革。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書香門第,聰明早慧,從小就受父親蘇洵(1009年-1066年)的影響,酷愛讀書,年及弱冠,便已“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1],嘉祐元年(1056),未滿20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便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從此,他才學名重京師。嘉祐六年,蘇軾被授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宋蘇軾《歸園帖》

  蘇軾為人,“賦性剛拙,議論不隨。”[2]“忠規讜論,挺挺大節”[3],“遇事敢言”、“剛正嫉惡”[4],“專務規諫”,以致“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禍福得喪付與造物。”[5]因此他的遭際常常是“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6],歷經宦海沉浮,多次卷入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屢遭貶謫,成為整個宋代命運最為坎坷的文人士大夫。蘇軾一生離京外放3次,分別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穎州、揚州、定州等8處共擔任了16年的地方官。元豐二年(1079)因“烏台詩案”入獄,九死一生。出獄後被貶謫黃州團練副使。紹聖元年(1094),他又被以“誹謗先帝”的罪名從定州貶到英州(今廣東英德),此時他已57歲了。就在奔赴貶所的途中,朝廷又三傳貶命,再貶為寧遠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紹聖四年(1097)朝廷又以蘇軾在惠州寫詩托意譏諷朝政為名,再次加重迫害,將已60歲高齡且精力疲憊不堪的老人貶到更邊遠的海南昌化。元符三年(1100),哲宗駕崩,徽宗立,蘇軾才被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7月28日,病逝常州。終年65歲,追謚“文忠”。

蘇軾《人來得書帖》北宋蘇軾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蘇軾是北宋時期成就最高的文學家,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1039-1112)並稱“三蘇”,同列“唐宋八大家”。他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成就最高、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之一,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領域,他幾乎無不精通:詩詞、散文、書法,他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對音律、醫學、金石、飲食、養生、環境學等也頗有研究;蘇軾還是著名的政治家,雖然一生與王安石(1021-1086)推行的“新法”磕磕碰碰,但他始終從百姓的疾苦與國計民生出發提出自己對於社會的治理策略;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傑出環境治理者,杭州、惠州、儋州等地有後來的面目,均受惠於他;他還自己捐資,與政府合辦醫院,免費為百姓治病。[7]

  蘇東坡從政40年,在地方做官33年,在朝廷7年;執政28年,被貶謫12年,一生顛沛流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8]

  這首悼亡妻詞或許是蘇軾命運最好的寫照,然而他卻是天生的樂天派。

蘇軾《致季常尺牘》

  “常羡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9]

  “此心安處是吾鄉”,面對如此苦難人生,有此種曠達境界,大約惟有東坡能做到!所以當他年近知天命之年,聽到自己被貶嶺南蠻荒之地(英州)的消息時,儘管內心十分凄楚,但並不會絕望。

趙孟頫 枯木竹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相比而言,趙孟頫幸運得多。儘管他身處的政治環境、特別是作為宋氏王室宗族、又是“南人”的身份常令自己戰戰兢兢,甚至有些自卑,但他成年後的境遇卻是我們大感意外。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松雪道人,又號水精宮道人、鷗波,中年曾作孟俯。他本為宋太祖之子秦王趙德芳十一世孫,原籍大梁(今河南開封),四世祖崇憲靖王趙伯圭受賜第湖州(吳興),於是,後世一般稱趙孟頫為湖州人。

  趙孟頫生性聰慧,天資上乘,讀書過目成頌,為文操筆立就。其自幼(12歲時)喪父,14歲時因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選法,調真州司戶參軍。生母丘夫人激勵他發憤讀書,說:“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趙孟頫“由是刻厲,晝夜不休……”[10]同是湖州人的元代詩人戴錶元說:“子昂才極高,氣爽。未弱冠,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11]

  趙孟頫23歲時,屬於趙氏家族的大宋王朝滅亡了,奪取天下的蒙元政權對漢人採取了高度歧視的政策,在這其中,那些身居長江下游的江南人更是被視作“另類”,屬末等,幾乎沒有被重用的機會。“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12]。“至於元,則人民截然分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漢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為他是最後投降的一伙。”[13]

趙孟頫《行書二贊二詩卷》

作為王族後裔,青年趙孟頫閑居家中,有才無處施,自然有說不出的苦悶。其母又告誡他:“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14]於是,趙孟頫於學更加精勤刻苦,期望有所成,以圖進取。不久,趙孟頫即與錢選、王子中、牟應龍、肖子中、陳天逸、陳仲信、姚式被人並稱為“吳興八俊”,聲聞遐邇,達於朝廷。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32歲的趙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鉅夫(1249—1318)舉薦給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世祖見其才氣英邁,神采煥發,舉止超俗,容儀非凡,十分欣賞,甚為親重,賜官集賢直學士。元仁宗時,他又被拜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官居一品,故時稱“趙承旨”。

趙孟頫 《滾馬圖》

  身處異族朝廷,雖為一品大員,趙孟頫也不得不謹小慎微,收斂言行,《元史·趙孟頫傳》中說他“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但本質上,他並不是一個逆來順受之人,更不是一個氣節不全的軟骨頭。論性格,趙孟頫其實趙也是一個直率之人。他有詩說:“我性真且率,不知恆怒嗔。俯仰欲從俗,夏畦同苦辛。”[15]當今著名文化學者徐復觀說:“趙松雪心靈上的清,是來自他身在富貴而心在江湖的隱逸性格。”[16]趙氏一生為官清正廉潔,敢於直言,常思及“餘惟上為國家,不為吏民,慎謹興息。”[17]他的詩文里充滿了“愁”、“憂”、“傷”、“苦”、“憐”等等表現憂愁苦雨的心理狀態的描狀語彙。他深知元世祖提拔他也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以此作為安撫南人的一種手段,所以在他外表光鮮、榮華富貴的一生中,內心始終有一種焦慮。他著名的《罪出》、《古風十首》正是他仕元宦途的真切感受的流露: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雲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羽日摧槁。向非親友贈,蔬食常不飽。病妻抱弱子,遠去萬里道。骨肉生別離,丘攏缺拜掃。愁深無一語,目斷南雲杳。慟哭悲風來,如何訴穹昊!(趙孟頫《罪出》)

  山深多悲風,日暮愁我心。玄雲降寒雨,松柏自哀吟。(趙孟頫《古風十首》)

  身為元廷要職,趙孟頫的內心竟也與躑躅在被貶謫路中的蘇軾一樣悲苦!

趙孟頫 老子像北京故宮博物院

於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風吟月歸去休”[18]不僅是其妻管道升(1262-1319)的規勸,也這位風光無限的元朝重臣真實的內心獨白。所以,忽必烈去世後,趙孟頫生出退意。仁宗延祐六年(1319),65歲的趙孟頫終於南歸故土,以山水畫自娛,了卻餘生。

  蘇軾,趙孟頫,以他們的才華占領了各自時代的精神最高峰,儘管一個命運多桀,一個頻步青雲;一個賦性剛拙、曠達敞亮,一個謹小慎微,但他們的內心都是為了追求安寧。而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除了詩詞,便是書法與繪畫,還有自然的山與水。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研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趙孟頫《自警》)

  “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蘇軾《石蒼舒醉墨堂》)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夜飲東坡》)

  然而,兩座文化巨峰的“閑情逸致”,他們看似“不經意”的言與行,卻實實在在引導了北宋以後大半部中國藝術史的走向。

趙孟頫 《洗馬圖》

二、大宋基業,人文血脈

蘇軾與趙孟頫一為宋人,一為元人,但他們原本都是宋人(蘇軾生於北宋末年,趙孟頫則生於南宋末年)。所以,他們的一切都與於大宋王朝息息相關。

  宋朝,在後世的人們眼裡是一個有些可憐的王朝。“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19]辛棄疾這廣為人們熟悉的詞句,為我們形象地勾畫出了宋朝(特別是南宋)的“可憐”相。

  宋朝是一個關於“干戈”與“玉帛”的故事。

  宋朝弱,在於干戈(軍事)之弱,然而在這干戈之外,宋朝卻是一個完完全全用“玉帛”(文化)包裹起來的盛裝王朝。

北宋蘇軾書《歸去來兮辭》全本

  宋建國後,“興文教,抑武事”,宋朝以文立國,以仁義治國,實行中央集權加仁政的政治模式和和平發展的基本國策,雖然在國防上處於被動,卻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創造出一個“鬱郁乎文哉”[20]的時代,其於經濟、文化、科技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之成就幾乎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是中國曆朝歷代的基本國策,而宋朝是我國曆史上唯一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大力推行“通商惠工”政策,推進工商業的發展,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創造了國家空前繁榮的商品經濟和高度的物質文明。

宋蘇軾《江上帖》

宋朝的官僚體系雖然龐大,但其管理卻是開放式的,早有早市,夜有夜市,通宵達旦,熱鬧非凡。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實描繪了此種繁華景象。

  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是一個政治與文化氣氛空前寬鬆的時代。北宋在100年裡,5任皇帝未曾殺過一個文人。宋太祖曾對兒孫立下規矩:言者無罪,不殺大臣。[21]所以在宋朝,彈劾權臣的事兒屢見不鮮,甚至連皇帝頒發的聖旨都曾經被諫官駁回。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此外還有國家及州、府圖書館向人民開放。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之外,民間可以開辦學校,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註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之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而官方並不加以干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支持,甚至連皇帝都會給民間書院題寫院名。與教學相關聯,印刷出版和書籍發行業也發展起來。如此等等舉措,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大大推動了兩宋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所以有人說,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文化普及程度最高、人民文化水準最高的國家”。[22]

米芾 珊瑚帖

這更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有人統計,就數量而言,這一時代誕生的偉大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比之前、之後所有封建朝代加起來的數量都還多得多。”[23]單就文學而言,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六家。另外宋詞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又一個高峰,使宋朝成為一個歌聲遍地的國度。繪畫藝術、工藝美術、舞蹈藝術等,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這是一個中國人對世界作出貢獻最大的朝代。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發明有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如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絲綢、茶葉、冰激凌、麵條等等。還有航海、造船、醫葯、農業等領域的科技水平也達到了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24]

  明代學者徐有貞(1407-1472)早就說過:“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25]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年-1975)贊美說:“宋朝是最適應人類生活的朝代,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26]中國近代思想家嚴複(1854—1921)說:“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27]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更斷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28]



宋 徐崇矩《紅寥水禽圖》 紈扇 設色

下麵,我們集中看看宋朝的藝術。

  在宋朝,藝術的成就集中表現在書法、繪畫與雕塑,其中以書法中的行書和草書、繪畫中的山水和花鳥畫,雕塑中的佛教造像為最盛。其繁榮有兩個直接原因:

  1、宋朝在建國之初就設立了翰林書畫院,先後集中了社會上的名手及西蜀、南唐兩地的畫院畫家,宋代皇帝又都不同程度的愛好書畫,重視畫院建設,因此,畫院體制逐漸完善,規模不斷擴大,尤以徽宗時最為突出,成為古代宮廷繪畫最為繁盛的時期。

  2、知識分子把書畫視為高雅的精神活動和文化素養,並對書畫提出了鮮明的審美標準和創作原則,此舉不僅導致了了宋人“尚意”書風的形成,還從根本上改變了繪畫創作隊伍的結構,使得繪畫不再是畫工、畫匠、畫師專利或養家糊口的手段,而成為文人雅士們抒發情緒、陶冶情操、寄托精神的載體。民間、宮廷、文人士大夫之間的繪畫創作各具特色、自成體系,而又互相影響,使宋代繪畫在內容、形式、技巧諸方面都出現群彩紛呈、多方發展的局面。

宋徽宗趙佶《聽琴圖》

  自太祖起,幾乎宋代每朝皇帝都熱心文藝,篤好書畫、音樂。這大大影響到統治階層及上流社會的愛好、習尚,更促成了宋代繪畫、書法、音樂藝術的大發展,同時也為宗室創造出非凡的藝術成就提供了條件。在整個趙氏宗族貴族之中,除了徽宗趙佶、高宗趙構的著名帝王好家外,趙家孕育了一大批優秀藝術家。

  關於宗室畫家的畫藝,清人唐岱(1673-1752後)說:“畫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者。……若地位之尊崇,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王、嘉王、南唐後主,以人傳畫者也。”[29]

宋趙孟堅《歲寒三友圖》

趙氏宗室畫家中“因畫傳人”,在趙孟頫之前,能關係到畫史演進而傳世作品被是若神品者也大有人在。如趙令穰、趙令松兄弟,趙宗漢、趙光儼、趙伯駒、趙伯驌兄弟,趙孟堅,可以說,在整個數千年的封建世襲統治中,趙家王朝中涌現的的藝術家是最多的,也是對藝術史貢獻最大的。

  如果說,宋代寬鬆的政治環境、豐富的社會生活、傑出的文化成就,造就了蘇軾的曠達飄逸與人性的飽滿,激活了他的思想,那麼,同樣也是宋朝豐厚的文化底蘊,加上其宗族淵源、人文血脈哺育了趙孟頫,讓艱難的時世中擔當起引領精神、傳承文化的重任。

宋 趙昌《杏花圖》絹本設色 縱25.2釐米橫27.3釐米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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