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丙安(1929—),蒙古族。我國著名民俗學家,中國民俗學會榮譽會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遼寧大學教授。著有《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叢話》、《中國民俗學》、《民俗學原理》、《民俗文化新論》、《中國民間信仰》、《神秘的薩滿世界》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等專著。

  得識烏丙安先生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校內各種講座中,屢被先生的淵博學識和幽默自如的表述所吸引。後考入先生門下,從習民俗學。碩士生三年的光陰很快過去,我與先生的往來卻沒有因畢業而終結,至今仍在延續。20餘年來,每遇先生,或專事叩問,或無事閑居,涉學術,談人生,皆收益良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烏先生這裡,當無畢業之期。

記得1998年夏天,在青島的一次學術會議期間,故交新學聚攏在烏先生的房間里相聊甚洽。烏先生註意到幾位前來討教又不敢開口的惴惴後生,便發揮他的風趣與隨和鼓勵道:“有問題就敞開了問,別拘謹。我是大家的烏丙安,都有份。”哄堂一笑中,後生釋然。“大家的烏丙安”——這既可視為他的自我定位,也是同行學人的不盡福惠。

  結緣民俗學研究

烏先生1929年冬出生於呼和浩特一個蒙古族家庭,年逢饑荒,家道漸衰中,又慘遭少年喪母。幸運的是家族中一直很重視教育,烏先生得以接受了完整的小學和初高中教育。課餘之際,他還熱心嘗試文學創作,在當地一些刊物上發表詩歌散文作品。1949年6月底,他隻身離家,投奔晉察冀解放區,輾轉來到剛剛和平解放的北平。他邊打工邊備考大學,最後考中四所大學:燕京大學新聞系、山西大學財經系、華北大學園藝系和天津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考慮到家中經濟拮据,他放棄了收取高額學費的燕京大學,選讀天津河北師範學院,享受其甲等助學金,基本上保證了生存無虞。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之後,他又是邊讀書邊在高中代課補貼日用。烏先生用三年半的時間修完了本科所有課程,以優異的成績提前半年畢業,並留校任教,隨即給教育系學生講授現代散文與寫作課。當了半年大學老師,獲悉高教部要在全國重點大學招收首批研究生,經推薦,他報考了北京師範大學民間文學專業,1953年8月順利入學,師從我國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研究生。從此,他便與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結下了深緣。邇來60餘載,烏先生用他自身的執著和練達,成就了“大家烏丙安”。

  “為人好師”的教學生涯

  師範院校出身的烏先生“好為人師”,也著實贏得了“為人好師”的榮譽,屢屢被學生評為最受歡迎的老師。可以說,他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教學實踐為“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師範理念做了極好詮釋。

1955年8月研究生畢業後,烏先生被分配到沈陽師範學院中文系(該系1958年併入遼寧大學),給中文系本科、專科共十幾個班的幾百名學生講授《人民口頭文學概論》,深受學生喜歡,又課外指導學生創辦民間文學刊物《青苗》。他個人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成果也乘著年輕之勢陸續刊發。只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7月,烏先生開始遭受“反右鬥爭”批判。1958年3月,因一篇文藝評論被錯劃為“右派”,在省市各大報刊上遭點名批判,先是被遣送到遼北農村修水庫,隨後又被送到遼西礦山接受勞動改造。這樣,烏先生的教學生涯被迫中斷,轉身投入到“外練筋骨皮”的繁重體力勞動中,體能和意志力都經受著嚴峻考驗。直到1962年春,“右派帽子”才被摘掉,回到遼寧大學繼續任教。接踵而至的“四清”和“文革”,又“眷顧”了烏先生,1969年冬,烏先生全家被遣送到偏遠農村,繼續改造。這一去就是九年多,直到1978年秋才返回遼寧大學。幾番波折後,烏先生在大學里專心於他的民俗學教研等工作,直到70歲退休,才離開教學一線。

1980年3月,烏先生在遼寧大學首開“民俗學”系列講座,組建遼寧大學民俗學社。第二年3月便開設“中國民俗學”的全校公選課,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高校文科系統講授民俗學課的首次拓新。1982年秋,高教部批准遼寧大學民俗學方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烏先生任研究生導師和學科帶頭人,擔負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學生的民俗學教學任務。同時擔任聯邦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民俗學專業博士生導師,蘇聯及蒙古五名副博士、日本三名碩士生的導師,親自指導國內外研究生40多名。他還先後舉辦了六期民俗學專業高級研討班,來自國內17個省、市、自治區,包含漢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羌族、維吾爾族、撒拉族等各民族的100多名學員通過了結業考試,這些人目前已經成為國內外民俗學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數十年的言傳身教,烏先生不僅把他對民俗學的理解、認知悉數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當是傳給學生的滿滿的學術熱情和樂觀的人生態度。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烏先生用他自身的感染力不僅喚起學生對民俗學的“知”,還有更多的“好”與“樂”,賦予看似枯燥的學術研究以極大吸引力。這也是為人好師的必備實力與感召力。

  廣泛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

  立足本校教學之餘,烏先生還經常應邀到國內外高校及科研機構從事講學、講座活動。

1984年5月,烏先生應聯邦德國漢學、民族學中間會議邀請,向在聖奧古斯丁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了論文。同年8月,被吸收加入國際民間敘事創作研究協會。1985年,受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赴日本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中日民俗學、民間文學的學術交流和考察,並作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各民族民俗、神話、民間故事和民歌的講演,受到日本學界歡迎。隨後,1987年11月和1989年3月,再赴日講學。1989年5月,在匈牙利召開的國際民間敘事創作研究協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烏先生擔任專題論文報告會執行主席,會上宣讀了論文《薩滿教與民間英雄史詩》。同年6月,應邀前往聯邦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進行有關中國東北薩滿教的專題講學,並對德國的哥丁根、蒂賓根、法蘭克福、波恩、科隆和漢堡等地的大學、民俗博物館及農村做了六個月的交流訪問和實地考察。9月,應邀從法國巴黎轉赴漢城出席首屆亞細亞民俗學大會,任大會執行主席之一。1992年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主持了中國遼寧農業民俗展覽會;1994年應邀在柏林召開的中國變遷中的農耕民俗國際研討會上致開幕詞。

  著書立說成果不俗

  擅長言傳的烏先生在著文立說方面的成果也同樣不俗,從他的《民俗學叢話》到《中國民俗學》,再到《民俗學原理》,這三部曲式的著作更是逐步引向深入,構建出了比較完整的學術格局,在民俗學的學科建設方面可謂功不可沒。

  《民俗學叢話》於1983年6月出版,全書由“多子的石榴——關於民俗學的概念、範圍”、“棗、慄子——關於民俗的特征”等15個專題組成,都是從生活中常見的俗物俗事入手,通過“說故事”的方式循循善誘,引入問題意識,來闡發民俗學理論。全書語言活潑靈動,深具散文功力。《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當年都刊文報道過,並稱此書為“我國第一部民俗研究書”。在此基礎上充實、修訂而成的《中國民俗學》一書於1985年8月出版,屬於概論式的教材用書。學界評價此書:“不同於我國民俗學出版史上的任何一部理論性專著,具有明顯的獨創性、開拓性和真正的中國特色。”30年過去了,它仍是如今許多高校必備的專業參考書。2001年1月,他的《民俗學原理》問世,從民俗的主體論、控制論、符號論和傳承論這四論入手,論證民俗的養成和約束力等特質的形成原理及功能機制等。這本書,對於作者本人和整個民俗學科而言,都是里程碑式的突破與構想。

  除了這三本書,烏先生還著有《神秘的薩滿世界》(1990)和《中國民間信仰》(1995)等專著。2014年1月,八捲本的《烏丙安民俗研究文集》正式出版。恰好烏先生所住的居民小區名曰“天龍家園”,他便在文集總序中討巧地自稱為“天龍八部”。“80後”老人的這八部書結集,其學術分量自然不輕,再加上他的上百篇論文、學術隨筆及主編的多部書等作品,“大家烏丙安”的學術形象便見豐滿。

  專心做學問之餘,烏先生還一直熱心於社會事務。與傳統社會推崇的敏於行訥於言的內斂型君子風範不同,烏先生行與言並重,性喜張揚奔放,文筆與口才都居上乘。在中國民俗學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和地方民族宗教委員會等組織團體中發揮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他又積極投身於政府主導推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身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不辭辛苦,勇於擔責,將實地考察與理論思考並重,並結合自身的民俗學背景和“非遺”特點,撰文辨析民俗文化與“非遺”之間的關係,對民俗學和非遺工作的後續進行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烏先生如今雖已八十有六,但仍精神矍鑠,勤撰文,常講座。內修學識,外揚個性。他自稱“80後”,既有不輸於時代、不輸於年輕人的精氣神,更有飽經歲月洗練後的從容與通達。正所謂,老去情懷猶豪放。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5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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