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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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晚,清華大學南城府街的剛秉廟,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國維的靈柩停放於此,一群年輕的學生站在靈前,含淚行三鞠躬禮。

 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教師來到門口,眉頭緊蹙一言不發,走到靈前“咚”的一聲跪下,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禮。

這位中年教授叫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也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傅斯年稱之為“三百年來唯一人”。這也是陳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當眾下跪。

兩年之後的夏天,清華國學院停辦,為了紀念王國維,該院募款為其修建了一座紀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設計,碑文則由陳寅恪撰寫,文中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三代英才,洵不多見

1890年7月4日,陳寅恪出身於湖南長沙。他的祖父陳寶箴,是少見的實幹型政治家,眼界開闊,敢於變革,未出道時就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官拜湖南巡撫,是維新變法時,唯一迴響中央的地方巡撫。

他的父親陳三立,則是晚清著名詩人,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稱之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陳三立已85歲,卻仍在夢中狂呼“殺日本人”,最後憂憤絕食斷藥而死。

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傳承、重淵源的國度里,這樣的出身足以讓人望而卻步、肅然起敬了。

然而,作為官三代的陳寅恪來說,卻依舊是光彩照人、風流絲毫不輸先人。

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於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

真正的學問家

由於家學淵源藏書豐富,陳寅恪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訓練,舊學根基很早就已確立。雖然出身於官宦家庭,陳寅恪的父親卻不主張兒子科舉應試,求取功名,而要他們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識。

從1910年開始,陳寅恪開始了斷斷續續的留學生涯,先後求學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前後十六載,僅語言就掌握近20種。

曾有學生問唐篔(陳寅恪的妻子):外傳陳老師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篔說:其實沒有這麼多,也就十七種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種而已。

最令人驚嘆的是,陳寅恪留學十六年,卻沒有考取一個學位。陳寅恪不以為然,“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他是為學問而來,不是為學位而來。

每天一早,陳寅恪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整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在飯店吃飯時,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別人以為他愛吃腰花,後來才知道,不過是為了省錢而已。

以陳寅恪的家境而言,是不用愁吃愁喝的,他卻用省下來的錢都拿去買書了。常常是“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已充櫥盈笥”,不但自個買,還勸別人買,結果身邊的同儕也按捺不住,跟著出大血本從書店搬了幾櫥回來。

其用功可想而知。

難怪楊步偉說:“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獅子。”

留學日本時的陳寅恪(中)

清華學苑多英才

1925年秋,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進行大學改製,決定設立國學研究院,並聽取胡適建議,採用宋、元書院時期的導師制度,由吳宓擔任研究院主任,聘請大師,主持籌備事宜。

第一位延聘的導師是王國維,清帝國最後一位帝師,左手叔本華,右手甲骨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學者,這第一把交椅,王國維當之無愧。

第二位導師是梁啟超,掀起巨浪滔天的時代風雲人物,學界有言:“太炎為南方學術泰斗,任公(梁啟超)為北方學術界的泰斗。”其影響自不用說了。

第三位到校的是趙元任,哈佛大學的博士生,號稱“漢語言文學之父”,也是不錯。

還差一位,梁啟超推薦陳寅恪。

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問梁啟超:“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又問:“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火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價值。”

曹一聽,不再猶豫,請。於是就有了後來清華園“四大導師”的傳奇。

是年隆冬,陳寅恪冒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駛往東方故國的郵輪,來到了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開始了他傳道、授業、解惑的傳奇人生。

這一年,陳寅恪37歲。

“三不講”教授

陳寅恪上課非常有特色,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書上有的我不講,別人講過的我不講,自己講過的我不講。”人們稱之為“三不講”教授。

有人不信,後來發現陳寅恪確實是縱橫古今、貫通中西,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時,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都講得一清二楚。

於是,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來聽課,包括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

吳宓更是陳寅恪的忠實冬粉,幾乎是風雨無阻,每當陳寅恪上課的時候,他就拿個小本子,坐到教室的最後排,像個國小生,抬頭看老師,低頭做筆記。

上完課後,陳寅恪問吳宓,我講得對不對,吳宓連忙點頭應答,對的對的。

連遠在城內沙灘的北大學生也成群結隊,穿過西直門,慕名跑去偷聽。那時沿途幾十里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常有土匪出沒打劫,甚至不惜殺人越貨,鋌而走險。

即便如此,北大師生也願意冒險出城,常常是人手操著木棍鐵器成群結隊而行。於是,就有了這樣奇特的一幕:在陳寅恪上課的教室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兵器”。

這才是真正的求知年代。

聽過陳先生課的季羡林回憶說:“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光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所以鄭天挺稱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陳寅恪手稿

拿四百塊的工資

就連民國狂人劉文典也對陳寅恪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清華大學里,沈從文只配拿四毛錢的工資,朱自清可以拿四塊,他劉文典可以拿四十塊,而陳寅恪可以拿四百塊。

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劉文典之邀出考題。陳寅恪的題目卻非常的“簡單”:除了一篇命題作文之外,只要求考生對一個對子,對子的上聯卻只有三個字:“孫行者”。

陳寅恪的試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論,絕大多數的報刊認為,時代如此進步卻還用這種傳統古老的方式,簡直就是食古不化,開歷史的倒車。

陳寅恪不以為然,對對子才是中國傳統語言特色的精髓,是中文區別於其他語言的獨特之處,哪怕學問再高,不懂本國語言的精髓,也不過是隔靴搔癢罷了。

而陳寅恪游學國外十多載,精通外語十多種,可終其一生,都堅持用文言寫作。

事實似乎也印證了陳寅恪的先見。

看似“簡單”的問題,絕大部分的考生卻都交了白卷,只有一個考生的“祖沖之”得了滿分,他叫周祖謨,後來成了著名的語言學家。

而陳寅恪心目中的最佳答案是:“胡適之”。

近死肝腸猶沸騰

只是,命運之神卻並不喜歡眷顧這樣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淪陷。中國的知識分子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再沒有幾凈窗明的書齋,也容不下從容縝密的研究。

此時,陳寅恪正奔波於父親的喪事之中,國恨、家愁交疊而來。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導致視網膜剝離,必須及時手術,不可延誤。

但做了手術,就必須修養一段時間,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

幾經思慮,陳寅恪放棄手術,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滿,便拖家帶口,離開北平。

最後還是友人幫忙,將陳氏一家從火車的窗戶口拖將上去,才有幸趕上南下的火車。

到達西南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而托運的書籍也在長沙悉數毀於戰火。

即便如此,陳寅恪依舊通宵達旦、備課寫作。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的情況下,陳寅恪在一間透風的茅草屋裡,就著小板凳,對著一口大箱子,寫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字字珠璣,足以藏之於深山。

行止兩難,進退維谷

1939年春,英國皇家學會授予陳寅恪研究院的職稱,牛津大學亦聘請其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位中國籍專職教授,併為其配好副手,虛席以待。

陳寅恪兩度辭謝,但考慮到英國先進的醫療技術或許能為其眼睛提供一絲希望,陳寅恪才答應就聘。

這年暑假,陳寅恪攜家人前往香港,準備渡海趕赴倫敦,卻不料歐洲戰火突起,航海中斷,英國之行遂為泡影。

在給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這樣寫道:“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住,不知兄何以教我?”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機會,剛到香港,中國駐英大使卻發來電報,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時,日軍切斷了廣西與越南的國際交通線,昆侖關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陳寅恪被阻香港,進退維谷。

第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同日,日軍進攻香港,香港失守。

為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國學大師陳寅恪當之無愧地排在了“搶運之列”。

當陳氏一家於兵荒馬亂中趕赴機場時,卻被一大批保鏢無情地擋在了圈外。

阻擋者乃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和二小姐孔令俊,仗著權勢滔天、人多勢眾,正從容地指揮隨從將自家的洋狗、家私,甚至私人用過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然後強行起飛,消失於煙霧瀰漫的天空。

甩下一群學術名流於凄風寒雨中悲憤交加、捶胸頓足。

兩小時後,日軍進駐機場。 

被困香港的陳氏一家,生活狀況堪憂,“食粥不飽,卧床難起”,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通、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

比這更可怕的是,還有陳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陳家,威逼利誘,企圖說服陳寅恪到日偽區任大學教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偽港督還拿出20萬的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刊物,陳寅恪再次拒絕。

威逼利誘不行,就大獻殷勤。

日軍知道陳家生活艱苦,便立馬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憲兵往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餓死,也絕不摧眉折腰。

最後多虧了劉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為陳寅恪籌集經費,又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才讓陳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終於返回中國。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陳寅恪睜開雙眼,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

日暮蒼山遠

1948年北平的冬天,陰雲密佈,寒風蕭瑟,一場改朝換代的世局嬗變正在進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機冒險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游走於政學兩界的北大校長胡適匆忙登機,從而拉開了國民黨“搶救學人”運動的序幕。

和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的,還有陳寅恪以及他的一家,以陳的學術造詣和地位,足有資望成為第一批離開北平的學人,這一年他五十八歲。

飛機在南京降落時,蔣中正親自接機慰問,並勸說陳寅恪去臺灣。

陳寅恪婉言拒絕,對於國民黨抗戰時期意欲控制學界的做法,他深惡痛絕。1949年1月20日,陳寅恪接受了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的盛情邀請,來到了潮濕熱情的南國校園。

第二天,嶺大學報刊出重要消息:“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馳名海內外……”評價之高,甚為少見。

國民黨卻一直都沒有放棄勸說陳寅恪離開中國的想法,9月份,時任國民黨教育部部長的杭立武甚至拉著財政部長徐堪,親自向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勸說陳寅恪去香港,並許諾:“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元及新洋房。”

陳序經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房子給他住。”

陳序經的話並非一時衝動,對於“三百年一齣的人才”,陳序經看的比什麼都重,陳寅恪在嶺大的薪水無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兩三倍。

在後來的中山大學,還流傳著這樣一件軼聞:

某次陳序經於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才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到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到車嘍。”陳序經聞言只是笑笑。

只是,這樣的好日子卻並不長久。

1947年,王力和陳寅恪在嶺南大學陳家門前

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成立歷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擬任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為三所的所長,此時的陳寅恪已在潮濕熱烈的嶺南重新構建起獨立自由的學術世界。

陳寅恪的學生汪篯主動請纓,以“使者”的身份,帶著滿腔的熱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悅,南下勸說陳寅恪重返北京就職,汪篯以為他的這次行動志在必得。

11月21日晚,汪篯將郭沫若、李四光的兩封信轉交給陳寅恪,並說明來意,還用一種“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與老師談話,勸說陳寅恪跟上時代的步伐,北上就職。

陳寅恪不敢相信這個自己曾經十分欣賞的學生,竟會用這種充滿了“時俗”的口吻來“教育”自己。於是勃然大怒,對著汪篯吼道:“你不是我的學生!”

第二天早上,陳寅恪作出了答覆,由唐篔執筆書寫,讓汪篯帶回北京,答覆中提出了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對當時來說,這樣的話簡直就是驚世駭俗!

陳寅恪的助手勸他沒有必要這樣提,陳寅恪倔強地說:“我沒有必要說假話。”

助手問:“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麼辦?”

陳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汪篯的談話顯然激怒了陳寅恪,原本寡言少語的陳寅恪卻意外地連續兩天,“怒罵”那些與他相熟並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比喻為“自投羅網”。罵得是恣意酣暢,痛快淋漓。

而歷史似乎也證明,那些陳寅恪所評點的一些學人在以後痛苦不堪地人生道路上,似乎越走越遠,原本的堅守與初衷早已淡然無存。

遺憾塞乾坤

陳寅恪以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姦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陳寅恪屬於後一類,既是賢者,也是拙者,這樣的人,註定是沉淪不遇,難為時代所容。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便多次被迫作書面檢查交代,因其對“反對人民、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被“造反派”和校方屢屢勒令重新補充交代。

1967年4月2日陳寅恪遞交了一份聲明,聲明中寫道:

“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餘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從始至終,陳寅恪都沒有詆毀過任何一個人。

然而,如此“頑固惡劣”“不合作”的態度,顯然是要引起“群眾”“憤恨之極”的,在當時編寫的一份情勢報告中,是這樣描述陳寅恪的: 

“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國家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裡,不留在中國。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卻是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

一張張大字報很快貼滿了陳寅恪的室內,門、床、牆、衣櫃,甚至陳寅恪的衣服和頭上都被白紙黑墨所包裹,難辨人形,並將屋內可拿之物全部拿走,拿不走的統統搗碎。

造反派甚至想把已經癱瘓在床的陳氏抬到學校大禮堂上,讓群眾公開批鬥,多虧歷史系前主任劉節看到,冒死勸阻,以自己代替老師挨鬥。 

站在批鬥臺上的劉節,被各種羞辱折磨一番後,有人問他有何感想,劉慨然道:“我能代表老師挨鬥,感到很光榮!” 

如此“有種”的話,顯然激怒了群眾,接下來便是一頓耳光加毒打。 

陳寅恪雖免此一辱,但造反派覺得這樣“不過癮”,知道他雖然看不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瞭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目的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直接弔在陳宅的屋前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陳寅恪地床前。 

美其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書中回憶道: 

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

一個連牛津大學都願意虛位以待的大學者,在最後的日子里,卻連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尊嚴都沒有,只得苟延殘踹,屈辱地等待著死亡之神的降臨。

陳寅恪的妻子唐篔也在這年夏天因為過度折磨而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兩人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為“工宣隊”看中了這座樓房,要用來作指揮部。一位對陳寅恪晚年甚為瞭解的朋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陳氏夫婦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此時陳氏已病得連吃一點兒湯水類的“流食”都已困難,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數親友偷偷登門看望,見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也哭不出聲,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

11月21日晚,陳寅恪的妻子唐篔也追隨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陳寅恪墓

當陳寅恪寫下“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或許已想到,他也將同王國維一樣,為守護這一永恆的信念將付出一生的代價。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菱,三百年乃得一見得史學大師就此遠去。而先生之精神,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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