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點隔膜。”—張愛玲《封鎖》

為虎作倀”


2014年,《半生緣》英文版由企鵝經典出版。《華爾街日報》上刊載了一篇評論,“46年之後,英語讀者終於能欣賞到張愛玲生前最受歡迎的作品”。那種略帶心酸的口氣,很難不讓人想起張愛玲在《金鎖記》開篇寫的那句話:“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難免帶點凄涼。”

張愛玲從18歲開始就用英文寫作。在香港大學讀英國文學的時候,她曾經強制自己只寫英文,以至於1942年回國考聖約翰大學落榜,因為中文沒有及格。


1943年,她連續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紀》上發表散文《中國人的生活與時尚》(Chinese life and fashion)、《還活著》(still alive)和一些影評,都是為西方讀者而寫,傾力向他們介紹中國文化,而且後來大多自譯成中文。

在美國生活的40年,張愛玲也曾經想過以英文寫作為生,其間許多傑出的中國學者如胡適、夏志清、劉紹銘等也曾經嘗試將她的作品推廣到美國市場,但都沒有成功。她的名望始終局限於美國大學的中文系所。1995年,她去世的消息曾以極短的篇幅刊登在《紐約時報》等英美主流媒體上,編輯和記者很可能從未聽說過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那不過也是一個“遼遠的故事,不與他們相關了”。

按照《華爾街日報》那篇評論的分析,張愛玲在西方的“重新被髮現”有兩個關鍵原因,一是中國的日益國際化,二是李安根據她的小說改編的《色·戒》。

就在李安將這個故事搬上大銀幕不久,《色·戒》的英文版小說由紐約蘭登書屋的Anchor Books出版。封面是電影劇照,梁朝偉一臉深沉,目光凝聚成一個疑團,不知在看什麼。湯唯則側身回望,眼神露出一絲狡獪,好像胸有成竹,掌握了色欲與陰謀的分寸。


在為《色·戒》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李安這樣寫道:“對我來說,從來沒有一個作者使用中文像張愛玲那樣殘酷,而張愛玲的故事中,沒有一個比《色·戒》更美、更殘酷。這個故事她翻來覆去地寫了20年,寫了改,改了寫,就像一個罪犯不斷重返犯罪現場,或一個受害者不斷重演創傷,在對痛苦的一次次重新想象中獲得快感。我們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其實不是在改編張愛玲的作品,而是一次次重返她的殘酷與愛的劇場,直到足以拍成一部電影。”

在張愛玲的原著中,易先生用“為虎作倀”來形容男女關係。中國民間傳說,老虎吃了人,被吃的就變成跟隨老虎的鬼魂,專門幫老虎來害人,就是“倀”。因此,書中的王佳芝,活著是易先生的人,死了是他的鬼,也就是他的“倀”。李安不禁又反過來想,或許王佳芝遇到易先生之前就是“倀”,現在是勾引易先生,讓他一步一步走進虎口。

按照這樣的邏輯想下去,張愛玲寫《色·戒》,翻來覆去地寫了20年,是不是成了故事人物的“倀”?而再來改編她的故事的李安,豈不是“為倀作倀”?那麼,我們這些讀者和觀眾又算是什麼呢?

幸虧大導演在這裡筆鋒突然一轉—“她理解表演和模仿在本質上是殘酷和粗暴的,動物用偽裝誘惑敵人,或者躲避獵物,但模仿和表演同樣也是我們向更廣闊的經驗、與他們之間神秘的連接、更高的意義、藝術和真相敞開的方法。”

當然,李安的這段話是說給西方讀者聽的。40多年前,西方人對張愛玲的故事不感興趣,對她筆下的上海、香港,遠不及對三四十年代的巴黎、柏林、倫敦的興趣來得濃厚。即使是中國的故事,他們也更願意欣賞賽珍珠筆下的異域風俗,而不是張愛玲在中國的現實里參差對照出來的荒涼況味。

今天,在西方,到底什麼樣的人在讀張愛玲?他們如何以一種不一樣的語言體驗她的世界和哲學?她的故事中瀰漫的美與悲涼在經過了語言的轉換之後,失去了什麼?又添加了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著名的書評網站goodreads大概是最好的調研現場。如果張愛玲生活在互聯網時代,大概也會有興趣在逗留一會兒,隔著安全的距離觀察洋人是如何閱讀、理解和品評她的故事吧。她會同意《傾城之戀》是一個經典的“貓抓老鼠”的故事嗎?或者範柳原是淺薄版的達西先生?她會如何回應他們的疑問—“為什麼中國的故事總是又苦澀又可怕?”


對於這些洋“倀”們從她的小說中不斷讀出的奧斯丁、伍爾夫、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理查德·福特甚至村上春樹的味道——據那位讀者表示,他們的故事都有很多幻象的、抽象的、超現實的畫面,比如“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一個不近情理的夢”(《封鎖》)。只不過村上春樹的幻想比較明亮溫暖,而張愛玲的超現實畫面帶著點鬼氣森森的味道—她會愉快地接受嗎?還是不屑一顧?

在goodreads上,張愛玲最受歡迎的作品顯然是短篇小說集《傾城之戀》(Love in a fallen city)。這本書由紐約書評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出版,收錄了《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爐香》、《茉莉香片》以及《封鎖》,其中除了《金鎖記》是張愛玲自己翻譯的之外,其餘都是Karen kingbury翻譯的。

Karen Kingbury是美國查塔姆大學的教授。她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期間閱讀了大量中國現代小說,對張愛玲的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早期閱讀張愛玲的作品英譯本時,一直覺得夏志清教授對張愛玲的寫作能力似乎過度推崇了,但直到接觸她的中文作品,對她的印象才頓時改觀。我的中文並不那麼好,但連我也能看出來這些作品的作者是一位文學天賦不凡的藝術家。”

“我覺得張愛玲是世界級的天才,任何有志於世界主義的人都應該讀一讀的那種作者。她的魅力有一部分不容易翻譯出來,比如她對20世紀中葉中國曆史的反思,她鮮明的中文寫作風格、字句的起承轉合、文字的游戲。但她所寫的內容—心理的洞見、感官體驗的豐富性以及整體的人生哲學—這些都可以很好地翻譯出來,而且值得翻譯出來,因為它們如此微妙和深刻,能為英語讀者提供一座靠近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情感的橋梁。”

“我並不完全贊同她在作品中表達的那些觀點—也許是因為我比她幸運,無論從家庭還是個人關係而言。但我從她華麗而冷靜的敘事中所學甚多,它教給我關於情感抽離的價值,幫助我理解更多關於自我、苦難與欲望。”

“中國的一切就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都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和太陽中取找尋實際的人生。”(《流言》)—從張愛玲對自己名字的意義的這段獨白中,作為譯者與讀者的Karen Kingbury對其中所流露的獨立思考意識尤為欣賞,認為這種能力“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與一連串的自我與社會化的感情和直覺做不斷周旋、談判,是一種企圖尋獲真正自我的過程……這不僅是她創作成就的來源,也是她的作品中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地方,必然也能吸引急於在後現代和後殖民時代中尋找自我認知的英文讀者”。

大衛·萊利

大衛·萊利今年62歲,年輕的時候做過播音員、圖形設計師,出版過詩集,有一段時間還以寫賀卡為生。退休後,他又做起了冥想導師,業餘在家寫偵探小說,目前正在寫一個關於中國海盜的故事。

大衛·萊利一直對中國文學有著長久的興趣,包括古代的和現代的。但直到幾年前,他才第一次聽說張愛玲—如今他最鐘愛的中國作家。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他正站在公寓樓門前,看到一個亞洲女人正在拍公寓樓的照片。他沒有多想,因為這個大樓是一部好萊塢20世紀40年代經典電影《雙重賠償》的拍攝地,經常會有一些旅游團來觀光。

那個女人見他站在那裡,似乎有些不安,覺得有解釋一下的必要。“我拍照片,是因為一個很有名的中國作家曾經在這裡住過。”

“真的?誰?”

“張愛玲。”

“誰?”

“李安(Lee Ang)根據她的小說拍過一部電影。”

“哦,你指李安(Ang Lee)。”

那個拍過《卧虎藏龍》和《斷背山》的中國導演。

那個女人很快離開了,他立刻跑到樓上開始Google張愛玲,一邊搜索,一邊暗暗後悔沒有邀請她上來聊一聊。

維基百科上關於張愛玲的詞條上是這樣寫的: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至1995年9月8日,中國現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描寫男女之間的情愛張力,她對20世紀40年代上海和香港生活的描繪集中於日常生活……南加州大學教授兼詩人張錯(Dominic Cheung)說:如果不是因為國共兩黨的政治糾葛,她絕對有可能拿到諾貝爾獎。

他開始找她的小說讀。《傾城之戀》、《色·戒》、《雷峰塔的倒掉》、《易經》……讀得越多,她顯得越發神秘。他開始回憶起一些模糊的片段,關於他在樓道里遇到張愛玲的情景。那時候他才20多歲,剛剛來到好萊塢討生活,寫詩、寫劇本,而張愛玲應該已經50多歲,他跟她打招呼,她只是淡漠地點點頭。

有一段時間,他以為是自己的大腦出了錯,偽造了一段並不存在的記憶。因為根據他後來翻查的資料,張愛玲在1978年就已經從這座公寓樓搬走了,而他是1979年才搬進來的。但後來他看到YouTube一段關於張愛玲生平的視頻,裡面有一封別人給她寫的信,信封上分明寫著他的公寓地址,而時間是1979年。

到底是他的記憶欺騙了他,還是那個寫信的人寄錯了地址,如今已經無從分辨。但那些關於她的記憶卻在他的頭腦里變得越來越清晰:一個亞洲老婦人,穿著沉悶的舊衣服,沉默地穿過樓道,或者與一個他認識的人一起走下樓道。他跟她打招呼,她只是點點頭。

“我猜她大概是一個很不幸福的人,不快樂,孤獨,但她生活在一個有意思的年代。那麼多異域文化,到處是間諜,而她就生活在一切漩渦的中心,想要當一名作家,想要成名。”

“我希望能多瞭解一點她,尤其是她住在這裡的時候。那時候她也許已經有點避世的傾向了。我自己也有點離群索居的傾向。這個公寓樓好像就吸引這樣的人。”

“在加州,我們這樣的單身公寓很多,就一個房間、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桌前,靜靜地翻譯那本《海上花》,窗外是好萊塢的花花世界。”

一般來說,他鐘愛的作家都是硬漢型的,海明威、傑克·凱魯亞克、約翰·斯坦伯格、雷蒙德·錢德勒那樣的。神奇的是,他在這位異國女作家的小說里看到的是那些硬漢的影子。作為一名業餘偵探小說作家,大概是張愛玲人生中某種謎團一樣的氣質吸引他想去探究更多。

“她的句子很短、簡潔、對細節的。《色·戒》讓我想起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那本小說里,主人公的任務是要炸掉大橋,但全篇沒有講他炸橋,而在講各種各樣別的事情,比如營火、愛情;《色·戒》是講一個女人暗殺一個男人的故事,但通篇沒有講暗殺,而是講麻將、演戲、挑珠寶……”

“她的作品還讓我想起喬治·西默農,他是寫偵探小說的大家。文字很簡潔、冷靜、不花哨,直擊故事的核心。張愛玲寫40年代的上海,很像他寫30年代的巴黎,只是更荒涼,更殘酷。”

他被她的小說技巧所傾倒,尤其是她用寥寥幾個詞就能串起幾十年的時光:

The green bamboo curtain and a green and gold landscape scroll reflected in the mirrors went on swinging back and forth in the windoCne could get dizzy watching it for long.When she looked again,the green bamboo curtain had faded,the green and gold landscape was replaced by a photograph of her deceased husband,and the woman in the mirror was ten years older.(The golden cangue)[風從窗子里進來,對面掛著的迴文雕漆長鏡被吹得搖搖晃晃,磕托磕托敲著牆。七巧雙手按住了鏡子。鏡子里反映著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迴蕩漾著,望久了,便有一種暈船的感覺。再定睛看時,翠竹帘子已經褪了色,金綠山水換為一張她丈夫的遺像,鏡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鎖記》)]

翻譯的過程中,某種程度的流失在所難免,就拿這一段為例子,在我看來就已經流失了不少中文的意境,但不懂中文的大衛·萊利當然無法知道失去的是什麼。

他沉默了一下,開始在電話那頭給我念英文版《傾城之戀》的第一段:when huqin wails on a night of ten thousand lamps,the bow slides back and forth,drawing forth a tale too desolate for words—oh,why go into it?(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多美啊。”他在電話那頭感慨,“wail這個詞,你能感覺到那種尖銳的痛苦,但又比screaming具有美感。”

萬盞燈的夜晚,胡琴如泣如訴,太美了。

我問他,從張愛玲的小說中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與他想象中的中國有何不同?

“當我想起古老的中國,我想起哲人與詩歌;當我想起現在的中國,比如北京,我想起一個霧矇矇的城市。這些都不是現實,只是符號罷了。但張愛玲為我描繪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中國的圖像,那個時代的中國,日常生活細節里的中國,一個充滿變化、混亂不安的年代。”

喬·哈丁

喬是英國人,出生於曼切斯特,48歲,沒有子女,與丈夫在新加坡僑居,按她自己的說法,“在做一點小生意”。

張愛玲是她的中文老師介紹給她的。在此之前,她正在讀莫言,覺得太過殘忍暴力,想讀一點溫柔的故事。

“新加坡社會以華人為主要族裔,我很快發現自己對這一部分的世界一無所知。所以我開始學中文,讀一些非虛構類的小說,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故事、20世紀的動蕩、中國人的信仰與文化等等。我一向相信,如果你想瞭解一個地方以及那裡的人,從藝術和文學中學習總是沒錯的。所以我試著在當地的書店里找有沒有翻譯成英文的中國文學作品。我找到了一些舊的經典,還有一些當代的作家,餘華、莫言、馬健,我還讀了魯迅,參觀了他的家鄉和故居。”

“讓我覺得困擾的是,我讀到的這些故事都很壓抑。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智慧,但滿目荒夷,千瘡百孔,到處是危險和欺騙、壓抑、掙扎的生存。我問我的老師有沒有什麼好的女性作家可以介紹給我,或者更溫暖一點的作家。我在現實中遇到的中國人都很好很溫暖啊,為什麼中國的文學里就沒有那樣的人呢?”

最後,老師給她推薦了張愛玲,說這是一位寫“浪漫小說”的女作家。浪漫小說她本來並不感冒,但還是去書店買了一本英文版的《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的序言里有關於作者的介紹,我一下子就被她的傳奇人生給迷住了,困難的開始、受挫的計劃、分裂的世界,以及她給自己構築的保護層。我不知道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她我會不會喜歡她,她恐怕是一個難相處的人,但我對她的才華充滿感激。去年,我去了一趟上海,在張愛玲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轉悠了一圈,她的公寓進不去,但樓下有一家很好的咖啡館。這樣走走,想象張愛玲曾經的生活,很有意思。她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女人。”

在喬看來,張愛玲雖然是寫男女情愛的,但刀鋒卻一點不比莫言鈍,甚至帶著更深的殘酷和疏離。一方面,她的語言如此精緻(即是經過了翻譯),那些視覺化的意象如此詩意、強烈,有時候美到令人窒息。

Sometimes it rained in the park.Ch‘ang-an would open her umbrella and Shih-fang would hold it for her.Upon the translucent blue silk umbrella myriad raindrops twinkled like a skyful of stars that would follow them about later on the taxi’s glistening front window of crushed silver and,as the car ran through red and green lights,a nestful of red stars would fly humming outside the window and a nestful of green stars.(The Golden Cangue)[有時在公園裡遇著了雨,長安撐起了傘,世舫為她擎著。隔著半透明的藍綢傘,千萬粒雨珠閃著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處跟著他們,在水珠銀爛的車窗上,汽車馳過了紅燈、綠燈,窗子外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金鎖記》)]

但另一方面,你會覺得她不是在用畫筆描繪,而是用鋒利的尖刀在描繪,對她的角色沒有半點憐惜,切除一切幻象,不給讀者留半點希望。

“張愛玲讓我想起簡·奧斯丁。她們都善於描寫加諸女性身上的種種社會束縛,以及這些束縛如何限制與決定她們的選擇、輕重與動機。很多時候,這些束縛都使得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前景顯得很渺小卑微,但她們筆下的女性都很聰明,想盡各種方法為自己的人生做主。只不過奧斯丁筆下的女性能發掘自己身上最好的一面,並最終得到美好結局,而張愛玲似乎恰恰相反。”

“我不喜歡她筆下的任何一個角色,但我同情他們的處境。我不確定這是翻譯的問題,還是文化差異的問題。很多問題讓我困惑。”


“《金鎖記》里的七巧給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個可怕的女人,但她的人生又讓你忍不住深深同情。一方面你可以說,她的命運是社會強加給她的,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最黑暗的情境下,我們仍然是自身選擇的產物。所以,面對七巧的一生,作為讀者,我發現自己在恐懼與同情之間不斷地糾結——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社會價值與家庭出身的產物,多大程度上是自我的選擇?七巧本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的毀滅從內到外都是悲劇。”

“範柳原我覺得是一個淺薄而自私的人,他的興趣是找一個符合他的刻板印象的理想女人,而不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和《金鎖記》一樣,《傾城之戀》這個故事里的每個角色都被社會規則所束縛,這種規則控制和掌握他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他們所被允許渴望、希望的一切。流蘇的謹慎和算計都來源於此。她的社會逼迫她這樣的女人必須依賴男人才能生存,所以她對婚姻的需求遠比對真愛的確認來得更急迫。所以這個故事才如此悲哀。”

“張愛玲筆下的所有男人都不怎麼樣。範柳原的情況更有意思一點。因為他是從國外回來的,你以為這會為他帶來一些不一樣的視角。結果他不僅沒有挑戰男女關係中令人窒息的期待,他只是想找一個傳統的中國女人,隨時可以為了自己抹殺她。張愛玲身處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從一個保守的社會向一個現代社會轉變,就像我自己的國家一樣,這種轉變都是異常痛苦而複雜的。”

“我想最讓我著迷的,是一個人或社會如何成為其自身的過程。那個舊的中國,我不是在尋找魅力(charm)—從各種角度來看,那個舊的中國都沒有什麼魅力而言—我感興趣的是人的故事。我喜歡看一個人從哪裡來與他/她今天是什麼樣的人之間的關聯。中國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的故事經過了劇烈的破壞,而不是一個緩慢的自然進化的過程。我好奇身在其中的人是如何適應這樣的經驗,並維持自己的故事的一致性的。在英國的時候,有20年的時間,我在英國的工作是幫助那些經歷家庭暴力的人,很多人都逃離自己危險的過去,重新開始生活。這讓我對於人們如何處理生命與身份的痛苦的方式充滿了興趣。當我讀張愛玲的小說,我發現自己忍不住問她筆下的那些女性們:你們只是環境的產物,還是可以選擇成為不一樣的人?這對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社會,可能都是同樣重要的問題吧。”

(文章來源:三聯生活周刊雜誌,文/陳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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